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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航空纠纷为什么爱用民族叙事陪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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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航空纠纷为什么爱用民族叙事陪绑

 

“国家强则民强”本身一个宏大的命题,却被简化成了国家理当为个体行为撑腰,将“民事”上升成“国事”,从而凌驾于契约、合同之上,获得一种超常规的解决方案。

□光明

继东京成田机场唱国歌之后,中国游客在境外机场又有一场新表现。日前,伊朗首都德黑兰遭遇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1月28日,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和梅赫拉巴德机场都被迫关闭,国际、国内几乎所有航班取消,不少中国乘客滞留。1月30日,中国社交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乱哄哄的机场里,一群中国乘客高喊“中国”。后经媒体调查,当事旅客陈述,“那是得知当天中午可以入住酒店了,大家觉得在异国他乡被祖国惦念很开心,有人喊了‘中国’,流露出很激动的情绪”。

“逼迫飞机起飞”也好,“情绪激动”也好,在机场这种公共场合唱国歌、喊“中国”,总归是一幕很反常的行为。这则新闻语焉不详,但依然透露出些许信息,“据了解,当时有中国乘客在该区域拍摄,曾和伊警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见,这是一场不惜以身试法的“情绪激动”,中间种种细节,有充足的想象空间。

飞机晚点、取消等实属航空业内常态,尤其是中国游客,对这类航变更不应陌生。根据民航局数据,2017年上半年全国航班正点率为71.18%。然而,在新闻中,似乎鲜少看到有他国游客在中国机场唱国歌、喊口号,也少见他国游客在他国机场有类似举动。那么,这类行为是似乎可以打上“中国制造”标签的奇异景观:本属于个人民事纠纷,却要用民族叙事来陪绑,甚至不惜诉诸外交层面的解决机制。

当然,在国内我们也并不鲜见因为航空纠纷而大打出手的,如果说这类行为还可以用公德意识、法制观念来解释的话,在国外类似“唱国歌”的套路,除了国内经验的化用之外,还当有另一个思维原点。或许是近代以来的悲情叙事,塑造了一种“弱国无外交”“国人受歧视”的思维惯性,并从国家层面带入个体视角,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个体,相比于旅客、顾客、游客等身份,似乎把“中国人”视为更成为基础的身份底色。同时,在一些特殊情况时重大的国家行为,以及一些影视作品的艺术想象,在未经仔细辨析的情况下,更强化了一种个体与国家的互动模式:“国家强则民强”本身一个宏大的命题,却被简化成了国家理当为个体行为撑腰,将“民事”上升成“国事”,从而凌驾于契约、合同之上,获得一种超常规的解决方案。

今天,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之深,中国国民走出国门的数量之多,国际环境的变化之大,急需补给对权利义务、国际事务、公德法制的常识认知。作为一个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民,是否只能抱着“歧视中国人”的悲怆心态,能否代之以“自信自尊”的坦荡自然?已经富起来的中国人,是否只能呈现“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壮观场面,能否代之以“温和友善”“守法有礼”的集体面貌?今天网络上常有人说“厉害了我的国”,“厉害”恐怕也不只是嗓门粗、力量大,更是一种国民言谈举止间的文明力量。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走出去的人,既是“某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除了“祖国在我背后”的行事逻辑之外,需要认同世界公认的契约与法制。

同时,这种规则意识、常识认知不能是出国时紧急培训。国民形象的展现必然遵守“在家什么样出去什么样”的逻辑。那么究竟如何塑造起一种正常的、理性的、平允的思维模式,恐怕功夫还在国内,得看整体的文化语境,是否能展现足够的讨论深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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