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日，标点财经研究院联袂《投资时报》重磅推出《2017中国银行业全样本报告》，以资产规模较大的80家银行为样本，对其2016年年报各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和排查。统计样本包括5家国有行、12家股份制银行、40家城商行、13家农商行、10家外资行。

盈利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2016年，金融去杠杆的监管要求贯穿全年。总体上看，在统计的80家银行中，有19家净利润负增长，占比为24%。

具体到各类银行的表现，传统五大行由于体量较大，净利润增长水平相对较低，全部在2%以下。

进入2017年，银行的业绩表现有所回暖。从三季报数据来看，25家上市银行前三季度平均净利润增幅为7.1%，而2016年年报这个数字是5.73%。

研究机构对2018年的银行业绩预期总体乐观。申万宏源认为，在宏观经济还不错的环境下银行基本面改善的趋势可以继续，尤其是龙头银行改善趋势能够持续深化。中信建投则认为，行业基本面改善处于上升通道中，ROE将稳步回升，中长期看好银行板块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节奏上，更加看好2018年一季度银行股行情。

资产质量已有改善迹象

《投资时报》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利润下滑与计提拨备力度加大有关，这说明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的压力依旧不轻。

统计显示，在80家银行中，披露了2016年不良贷款率的有78家，这个数字同比上升的银行有48家，占比61.5%。不过，和2015年相比，不良率增长的银行数量有所减少，整体资产质量已有改善的迹象。

比如，2015年时，五大行和股份制行不良率全部上升，但2016年则不同有升有降。

2017年，银行的资产质量有逐渐企稳的迹象。多家券商认为，明年银行资产质量将继续改善。东北证券表示，上市银行2017年中的资产质量在2016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企稳，资产质量改善的迹象更为明显。其中，整体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下降，不良贷款生成率下降的银行更多，逾期贷款占比和正常类贷款迁徙率均继续下降，且下降家数占比提高，次级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上升，不良暴露程度持平。这些指标说明上市银行资产质量改善的趋势进一步确认，上市银行的不良处置开始提速。

在中信证券看来，2017年部分银行账面不良率和潜在风险指标（关注率和逾期率）均出现改善，银行加大处置力度，整体加回核销后不良仍有增加。2018年，存量信用风险有望基本解决，步入实质意义的风险拐点。

首要任务支持实体经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已经非常明确。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经过今年以来的整治，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未来银行业要继续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工作，重点支持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三农融资、脱贫攻坚方面的融资。

各家银行也纷纷表态，落实十九大精神，坚守金融本源，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在小微业务方面，从2016年年报数据来看，五家国有行小微贷款金额都有稳健增长，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工行增幅分别为12.83%、12.15%、10.6%、9.53%、8.01%。

比如工商银行作为银行业的“巨无霸”，也在推广小微金融业务中心专营模式，成立小微金融业务中心198家。去年末小微企业贷款金额为2.03万亿元，占境内贷款比重为17.3%。建设银行的增幅在五大行中领先，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44万亿元，贷款客户较上年新增5.7万户；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90.91%，较上年提高5.98个百分点，满足“三个不低于”监管要求。

在“精准扶贫”国策的落实方面，部分银行在2016年年报中也有专门阐述。如建行方面表示，该行加大对贫困地区信贷资源和定价政策的倾斜，对分行因扶贫贷款带来的经济资本需求予以支持。2016年末，其精准扶贫贷款余额984.24亿元，增幅为22.35%。

农行也表示，贫困地区贷款投放持续增加，2016年仅在83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就累计投放贷款3351亿元，年末贷款余额达7044亿元，比2015年末增加920亿元，重点支持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金融科技改变传统格局

随着Fintech带领新金融巨头攻城略地，传统金融也吹响转型升级的号角。

在金融科技领域，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积极试水并取得先发优势。而对中小银行而言，既难以与BATJ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又没能力开设科技子公司，而且缺少资质（投贷联动）、资金及能力通过风投或私募的形式布局金融科技。

目前，国内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混业经营等风险也引起监管层关注。12月16日，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表示，科技正迅速刺激金融创新，使得金融业社会化程度上升，虽然降低了信用风险，但交易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其他道德伦理问题被技术原因放大。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及时变化、关注风险，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上改进，还要在监管理念上进行颠覆。（汤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