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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妈妈走失之地，心一阵阵地痛。做儿女的多么盼望与你团聚啊，妈妈，你在哪里？”11月2日，站在广州火车站，55岁的孙学奇在朋友圈写道。

孙学奇随身带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尧菊梅，现年79岁，湖北省崇阳县人，身高1.55米，圆脸，脸上有少量白麻斑，右眼靠近眼角处有块结疤痕印，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

尧菊梅是孙学奇的母亲。1993年，南下广州寻亲的尧菊梅在广州火车站走失。此后24年间，尧菊梅的6个子女从未放弃过寻找。征集线索的赏金，也从20万元涨至100万元。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家人已经有心理准备，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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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往广州后在火车站走失

尧菊梅的走失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1938年，尧菊梅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育有6名子女。崇阳县地处鄂南山区，改革开放后，不少乡里子弟前往广东打工，尧菊梅的小儿子也在其列。那年，她18岁的小儿子与村里人一道南下广州，在一家企业工作。

新京报记者从尧菊梅家人处获悉，1993年初，邻村一名年轻人告诉尧菊梅，她的小儿子“在广州过得很苦”。这名年轻人称，尧菊梅的幼子“睡在山洞里，没有吃的，还被警察抓了”。听到这一消息，一向心疼子女的尧菊梅坐不住了，便决定“去广州看看”。

尧菊梅大半辈子生活在山区，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于是借来邻居的身份证，借钱购买了去广州的车票。怕子女反对，尧菊梅只与老伴打了声招呼，揣着300元现金，便与那位“传话”的年轻人一起出发了。

两人到达广州，见到幼子，情况却与邻村年轻人讲的大相径庭。尧菊梅的幼子虽然工作辛苦，但也算有吃有喝，追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同乡企图通过编造一个故事，骗尧菊梅一笔前往广州打工的路费，但是没想到尧菊梅执意跟来，这才露馅。知道真相后，尧菊梅的幼子非常生气，由于工作忙，刚好有一名老乡要回家，他便将母亲托付给这位老乡，让两人一起返乡。

广州之行是不识字的尧菊梅第一次出远门。与同行老乡到达广州火车站后，老乡进站买票，让尧菊梅在站外等候。

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每天都是人潮涌动，购票窗口前也是大排长龙。等到老乡买好票，已经过去3个小时。此时，站前广场的人依然是摩肩接踵，但原本应站在售票处附近的尧菊梅却不见了踪影。

尧菊梅的二儿子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走失时，他们兄妹已经在外成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通信非常落后。那位同行的老乡寻找未果后回乡，再将尧菊梅走失的消息以电报的形式发送给尧菊梅的子女时，已经是好几天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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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含泪寻母 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

接到母亲走失的消息后，尧菊梅的长女、女婿立即赶往广州。与此同时，孙学奇和大哥也前来寻找。孙学奇的三弟章方良当时正在美国准备博士毕业论文，听说母亲走失，也立即向学校请假，回国寻亲。

兄弟几人在广州碰头，合计了一下，租了几辆自行车，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广州城内搜寻。他们还通过警方寻找母亲所携带身份证的使用信息。孙学奇回忆，一边是不断地碰壁，一边是想起母亲可能在外受苦，几个兄弟姐妹几乎全程含着泪在寻人。

40多天寻找下来，结果令人沮丧。无奈之下，章方良只能返回美国。孙学奇说，弟弟是“哭着走的”。

在孙学奇的记忆中，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识大体。尽管家中贫困，尧菊梅却倾尽所有支持子女读书，自己则又是务农，又是饲养家畜，辛劳一生。“冬天没有穿过棉袄，从来都是几件单衣穿在一起，就为了省点布给我们做衣服。”生活中的尧菊梅一直是能省则省，却将大量的粮票和布票寄给在外地上学的子女。离家前，尧菊梅一直在田里劳作。

直到尧菊梅走失后，家人打算印制寻人启事时才发现，尧菊梅一辈子只拍过一次照片，还是儿子出国留学前的全家合影。于是，家人将尧菊梅的影像从合影上截下，放大成不是很清晰的头像照片，自此贴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

新京报记者从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委会获悉，尧菊梅的6名子女寻亲24年一事，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信息。

在尧菊梅的培养下，她的6名子女有3人读了大学。其中，三儿子章方良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读研，随后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之后考入美国杜克大学读博。

“本文献给我的母亲——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却倾其所有，把我培养成了博士。”章方良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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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24年悬赏金额升至百万

今年10月22日，孙学奇驾车离开湖北，再次踏上南下寻亲之路。每到一地，孙学奇都会停下车，将印有母亲照片的大幅寻亲牌放在车旁，并用扩音器播送寻人信息。

从1993年至今的24年间，为了找到母亲，尧菊梅的子女们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最初的一年，他们将母亲的照片和信息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各地沿途派出所，总计发了2000多封；随后，他们在武汉和广州的车站张贴了近万份寻人启事。

孙学奇介绍，由于担心母亲可能会通过广东到湖北的107国道徒步回乡，他甚至在2001年搬家到广州，一边开货车谋生，一边沿路寻找母亲的下落，前后6年。那些年，孙学奇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每经过一个地方，除了到派出所查询失踪人口资料、发放寻人启事外，还会去电视台投放寻亲广告。

孙学奇的儿子到广州读大学后，还曾带着同学在街头派发寻人启事。

章方良毕业回国后，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经济状况有了改善。2009年，家人在寻人启事上写下20万元的悬赏，到今年，这一金额已经上升到100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百万悬赏并未直接在寻人启事中注明。孙学奇介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因寻人启事标注悬赏金额，导致被骗子盯上。“前后被骗过很多次，有一次一伙人直接坐着车来要钱。”

2013年，尧菊梅的丈夫去世。孙学奇说，从此之后，找到母亲的下落既是全家人的愿望，也是老父亲的遗愿。

孙学奇介绍，这次到广东寻亲，自己平时吃睡都在车里，不仅沿着乡镇街道散发寻亲信息，还去了精神病院和广州市殡仪馆，“母亲如果健在，今年也79岁了，家里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论结果怎样，都希望知道母亲的下落。”孙学奇说，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