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震云的名字，近年来已经成为横跨文学家、影视界的热词。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成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

今年，刘震云新作出版，他以热词入作品的功力再一次得到验证——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11月1日，与书名“吃瓜时代”相应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特地将新书首发式安排在北京大兴区御瓜园举办，刘震云和读者们一起吃瓜、读书，分享创作感受。各路媒体也对作家进行了现场和线上的访谈。

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很擅长写一个人与身边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而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副省长李安邦。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没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

“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吃瓜”之后，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虽有点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

他认为，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书的读者。

■访谈

小说语言讲究质朴，我讨厌油嘴滑舌

记者：粉丝们最欣赏您的“刘式幽默”，据说这本书是您最幽默的作品？

刘震云：其实跟我比较熟的人、和我接触比较多的人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没趣的人，生活中不大说话，也不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有时候突然急了还会特别暴躁。你看我写的句子，其实没有一句是俏皮话，而且我也讨厌作品里面油嘴滑舌、包括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语言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别质朴和老实的话，幽默不一定体现在语言上，可能写的这个事内部存在着幽默感。

为什么说这部作品是我最幽默的小说呢？因为这次写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过大半个中国它们“被打着了”。在那么巨大的空隙里，填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常体会到了、意识到了，但是没有提炼、总结出来的，荒谬微妙的道理。所以空白越大，可以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就越多，原来看我的作品可能笑两回，昨天有记者说看完之后还要再笑三四回，因为幽默全在空白里，而不是只在字面上。

记者：您的小说既荒诞又现实，既离奇又符合某种规矩，您是如何处理反差的呢？

刘震云：我觉得要做到既荒诞又现实，创作时想象力主要体现在结构上，把幽默或荒诞凸显在结构上，这是比较深入的。但是对于小说来讲，细节的真实性非常重要，如果细节和结构都荒诞，这个小说写出来就证明作家的功力是非常不够的。应该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越是荒诞的叙事结构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真实，就像喜剧和悲剧一样，真正的喜剧底色（土壤）应该是悲剧的，真正的悲剧中却又蕴藏着喜剧，这个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喜欢在生活中待着，比功利地体验生活更重要

记者：您写此书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震云：另外，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简洁。文字简洁并不重要，如果从中只传递出简洁和简陋，这个简洁确实没有什么用。如果简洁的语言里面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这才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种境界。

“得失寸心知”。这本书写了四个人：当你写农村姑娘的时候，她的对话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包括作者的叙述语言，马上要从这个人物出发，就必须是村里的语言；到了省长，马上又要考虑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大知识背景，突然变成这样的语言；而县里面的官员和市里的官员，又有不同的生活语言和政治语言。这四种语言的拿捏，需要我以初学者的状态去揣摩。

记者：现在都在提倡深扎，作家也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您的小说中一直在关注乡土，这是不是您将一直坚持下去的创作路线呢？

刘震云：要说深扎，我从出生起就够深扎了。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待了14年，耳闻目染的环境已经融到血液里面了，对我来讲不用再深扎了，再深扎就出不来了。对于我来讲，倒是应该要“出来”，站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村庄。

鲁迅先生写过一些生活在农村里的人，但并不一定是农村题材，例如阿Q、祥林嫂还有闰土。他确实是站在另一个世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人，这最重要，所以题材概念永远无法承载一个具体作品创作的过程。不过，倒是我特别喜欢在生活中待着，这就是无形的滋养，比如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一个人坐在街上待一两个钟头看人们来来往往，男女老少长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表情和走路的姿态不一样。有的皱着眉头走，有的满面笑容地走，有的皱眉的突然又笑……对一个作者来说，这种无形的滋养可能比特别有意识、功利地去体验生活更重要。

我都是被影视、被改编

记者：这本书首印数十分惊人，是否体现了出版社和您自己对作品的极大信任？

刘震云：开印90万册，好像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不是特别多见。但是30年前我的书也就印3000册，印数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但是这承认的是你的以前，根据你以前书的口碑，来买你现在的书。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现在这本书写好了？如果没写好的话，印数越多越是个骗子。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会搬上荧幕，而且口碑和票房都获得成功。这本书首发之后，您在影视剧的改编创作方面会有什么期待？

刘震云：我首先期待，读者觉得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这本书，值了。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笑了，但是有的地方还想哭，接着第二天清早再想起来的时候，又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买这本书就值了。如果万一他买了这本书觉得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我再请他喝杯咖啡。

至于影视方面，其实我从来都没有主动过，我都是被改编和被影视。这本书能不能改成电影，需要非凡的导演来处理文学跟电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电影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信息递进节奏要非常快。但是小说倒是像生活中的一头大象，边走边思考，包括像《温故1942》通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刚导演把它改成了电影。《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要改成电影的话，四个主人公怎么在电影里呈现确实也是一个难题，但这在小说里是成立的。

从生活忽略和停止思考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记者：您曾经对写作下过一个定义：生活停止的地方，写作开始了。您是否把写作看作是对不够理想的生活现实的某种逃避？

刘震云：这话我说过，也是肺腑之言，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文学理论常说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如果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那我们看生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作品？我们一定是看到了文学作品中有比生活多的东西。

记者：多出来一些什么？

刘震云：第一层，就是在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我写过的李雪莲、牛小丽，生活本身可能抛弃了她，但是作者又把她从泥泞里拉出来了。她被抛弃，可能已经停止；而当你把她拉出来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她的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又给你讲了一遍。第二层，她只会讲自己的心事，但是心里话和肺腑之言背后的生活哲学、逻辑，这些被忽略的人未必意识到。这些哲学认识，包括对生活回头反思的认识，也是作者重新开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事情都是孤立的，但背后可能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文学一是从生活被忽略的地方开始，再就是从生活停止认识的地方开始。

（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