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视金榜题名为毕生最大抱负，后来偶然闯入医生行业却无以自拔——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涂丰恩看来，这是300多年前明清时代众多医生的心理与从业轨迹。本书中，涂丰恩以明代吴楚和孙一奎两位医生的从医案例记载为主线，融汇诸多文字史料，试图为读者还原明清时代的医患关系。

生活在十七世纪的吴楚，一次“临时抱佛脚”，仅凭一个晚上翻阅医书，便治愈了染上重病的七十四岁老祖母，由此开始深涉医生行业。尽管如此，吴楚致力于最大“国考”的初衷依旧，只是无法在医生与学业方面做到两全其美，名落孙山似乎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吴楚“察觉到医学乃生死所系，不能轻忽”，救人无数，功德无量，但父亲还是“责怪他荒废正业”。

作为人生四大喜之一的金榜题名，旧时始终是人们脑海中最大的成功标志，没有之一。无论是古代文学、戏剧还是传说，金榜题名总是扭转主人公憋屈人生的压轴戏。“行医既然是科举失利者的谋生手段”，赚取报酬就当堂堂正正，理所当然。然而，对于仕途失利者而言，永远无法放下考取功名的夙愿，医生总像是副业。对于大众而言，医生大都是那些考不上功名者的无奈选择。换句话说，行医纵然重要，毕竟算不得读书人的正业，这也是吴楚被父亲责怪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吴楚对以行医为生“颇为不屑”的重要原因所在。

正是由于医生中不乏仕途失意者，所以以仕途失意者为主体的医生群体，其职业道德中极易夹杂文人的清高。他们一方面自命不凡视金钱如粪土，认为医生就是“心存仁爱，精进医技，轻利重义”，另一方面面对病人家属以此作为由头而不愿给予更多报酬只能生闷气，最多发泄于笔端。值得指出的是，由文人书写的“传统的医学史总回避将医疗事业与报酬挂上关系。在这种书写传统下，得以进入医史的医者，通常是行医不计报酬，甚至自掏腰包，为贫困的病人施药”。在这样的医德体系下，像吴楚这样的“儒医”常常会被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虽然他们生活无忧，但要想通过行医致富几无可能，唯一可能的是通过行医积攒一点清高的名声。

相比之下，孙一奎就要世俗得多。作为半个读书人，按照孙一奎自己的说法，其步入医生行业纯属名医青睐，这样的色彩未免太过传奇。如果考虑到《四库全书》编者对孙“唠唠叨叨，行文冗长，枝节比正题还多，大概只是要标榜自己的名声，不打算发展浑身的医生理论”等评价，除了医学本身，孙一奎关于个人的传奇经历似乎颇值商榷。

当然，作为一名必须直面患者的医生，明清医生总会面临病患之外的诸多困惑，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患者家属的病急乱投医。俗话讲，“倒霉医生看病头，走运医生看病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病有其规律，除了极少数病或可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绝大多数病还需要慢慢调理。然而，患者家属很少有如此耐心的，所以才会有多位名医会诊，甚至是通过祭神请神治病。

涂丰恩认为，“下层民众的无知和顺从，也可能是出自医者想象或投射”，因为多数时候，“明清的病人确实对自己的身体、疾病、健康以及医疗的方式，自有一套见解和意见”。就像今天的一些病人，似乎总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因。民众对于医生医术的想象融合了许多现实，比如“魁然长髯者”往往被视为名医。即使在今天这点依然没有太大变化。记得有次去一所县城医院就诊，发现年长者身边围满了人，而同一办公室的年轻医生则无所事事。然而按照患者及其家属的那些想当然，医生又如何系统诊治？

由于明清时代从医没有准入机制，学医者中既有像吴楚这样的自学成材，也有像孙一奎那样经过“名医”的栽培。而一个人能否成为名医，除了本身医术过硬，有时也取决于对世俗的顺应。如果没有高官沈秱撰文推荐，孙一奎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在权富群体中树立口碑名气。

古往今来，评价医生医术总是极为容易。如果一名医生从头到尾负责治疗一个人，这样的检验兴许不难。如果多位医生坐诊，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位医生的药方起了作用。一些圆滑的医生对病人心态琢磨得颇为透彻，于是研究了一堆“明哲保身”之道，比如“爱用平和之药，因为平和之药虽然救不活人，但也医不死人，名医不用担心砸了自己的招牌”。

有人以不医死人横行于江湖，有人则用病人未听从医生建议而死亡来佐证自己医术之高明，这样的“马后炮”既易占据医德高地同时也很廉价，毕竟随便嘴皮子怎么耍病人死无对“症”。还有人揣着从专科医生家里偷来的半本秘笈招摇过市，比如喉科世家郑梅涧的医术“被家中的仆人偷去大半，而在外兜售。结果外人开始传抄，到头来每个当喉科的医生，都以他们家的手法为圭臬”，这种“半路出家”的从医现象，自然导致医生行业的鱼龙混杂，自然会败坏“儒医”信奉坚守的“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中以保身”医德。

考不了功名，医得好病人，对儒者也算是道德的有益补充。不过，明清医生面对的最大困惑是，不管如何有拿捏，也很难赢得病人的完全信任。当然，信任二字不只是明清医患关系的症结，300多年后的今天又何不如此？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