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困扰了许多代人的问题。
有人说,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只要改变了他们的观念,现代化就会自然到来;有人说,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现代化”,有了好制度,一切迎刃而解;有人说,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彻底涤荡旧文化、打造新文化,才能走向未来……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可在实践中,却均遭遇挫折。
文化、人的素质、制度等当然重要,可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英国人当年在这些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吗?难道许多后发国家今天的情况,还不如英国500年前?可见,用逻辑编织出来的“现代化之药”不太对症。
在詹姆斯·弗农看来,问题关键出在历史目标的模糊性上。
500年前,英国人从没提出过实现现代化,他们的制度调整、文化更新等仅为当时需要服务,因为英国人没有参照系,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英国当时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快速增长(这也是当时很多国家遇到的这个问题),农业无力消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进入城市。曾经的熟人社会中,突然挤进来许多陌生人。
正因人口快速流动,创造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完全是为了道义,而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在熟人社会中,谁都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待人,可熟人与生人不断冲突,加大了社会运行的成本,管理者不得不从人治走向法治。
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从经济理性,到机遇平等,从社会福利,到教育普及……它们都不是道德实验室中的产品,而是在惨痛教训后不得不作出的妥协。
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却被后发国家所忽视。在现代化的落差下,英国的治理经验被安上道德、思想的光环,成了“标准的解决方案”,被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克隆。于是,历史的目标被神奇逆转,从“应对远方的陌生人”变成了“实现现代化”。可一谈“现代化”,就意味着以英国为模板,就意味着“落后者”要向“先进者”学习,即使碰了钉子,也主要检讨自己学得不到位,而绝不是别人有问题。
人类的理性是不完全的,我们很难超越历史。人们自以为把握了规律,可事实证明,结果往往在预想之外。这提醒我们,与其为千秋万代而设计,可能不如去营造一个能充分接纳“自涌现”的大环境,应时而动才是真王道。
当然,詹姆斯·弗农绝不认为,现代化是“远方的陌生人”造就的,他更想说的也许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个伪问题,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应对好当下挑战。
詹姆斯·弗农的看法未必全面,但至少能启迪我们思考。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