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历经五年艰辛和波折，终于正式登陆全国主流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就在此前两天，8月12日晚9时，海南“慰安妇”受害者、赴日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黄有良在家中去世，终年90岁，葬礼于昨日下午举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二》所记录的这段哀痛历史，正不断在消失、被遗忘。2012年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仅剩32位；2014年筹备纪录电影《二十二》时，22人在册。导演郭柯说，自己是在和时间战斗。他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了解这些“慰安妇”老人们如今的生活现状，也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全国还在世“慰安妇” 仅14位

2014年，纪录电影《二十二》开拍时共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龄超过90岁，如今到了上映的时候，22个名字里14个都加上了黑框。导演郭柯是一位80后，他从2012年开始接触“慰安妇”题材，当时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有32位。2014年电影开拍时，人数减少到了22位，这也是影片片名《二十二》的由来。

“2014年，公开‘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是22位，那一年，我把22位老人拍完了。2015年到今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苏智良教授分阶段又调查出一些老人，我去探望了这些阿婆，但没有再进行拍摄，所以片中记录的22位老人中，目前还在世的是8位。而全国还在世的‘慰安妇’老人是14位。”郭柯说。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7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约40万名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名中国妇女，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

“这不是一部贩卖磨难和眼泪的电影。”郭柯说，他也曾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刻意地设计情节，让电影更加跌宕？“熟悉之后，她就是普通的老人，会把你当作她们自己家的孩子。而你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郭柯说。

8位海南诉讼日本“慰安妇”均已去世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至2010年三审结束，中国原告败诉。

在海南省有一位为海南“慰安妇”调查取证、赴日索赔志愿服务20多载的调查员，他叫陈厚志。他诉记者，当年8位赴日告状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分别是：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黄玉凤、谭玉莲、谭亚洞、邓玉民。因身体原因，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4人代表海南8位老人去日本政府参加诉讼，另外四位未去。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这8名原告老人均已逝世。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微消息，黄有良老人的葬礼昨日下午举行。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昨天派代表连夜赶往海南陵水，送老人最后一程。

苏智良教授说：“目前大陆地区幸存的‘慰安妇’主要在海南、广西、山西、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当地政府对这些老人每月有五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经济补助。”

苏教授介绍，当年日军通过诱骗、强掳等方式强征“慰安妇”：“比如在广东、上海等地张贴广告，说招收女工，有一些女孩为了养家糊口就去报名，想不到落入虎口。还有一种是掳掠，日军占据的地方把女性掳掠成‘慰安妇’。还有就是妓女，当日军性奴隶不够的时候，就用政权把妓女强制地送到日军队伍里面去，在天津档案馆里面有记录记载把中国的妓女掳掠到日军队伍里面去。还有把中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女战士，或者国民党的游击队员或者女战士抓过去之后，强逼成性奴隶。”

镜头节制 真实打动人心

《三十二》《二十二》中记录的这些“慰安妇”老人，年龄都已过90岁。谈及影片的呈现方式，导演郭柯说：“我选择了一种很平静的方式，让大家深情地看她们一眼，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整部影片无解说词、无资料画面，音乐也仅在片尾才使用，尽可能从客观、人性的角度，以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捕捉“慰安妇”老人最随意、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和不加修饰的情感流露。

今年1月刚过世的毛银梅在片中缓缓地讲述着，她原名朴车顺，1922年出生……1945年初，老人从朝鲜半岛被骗至中国。日军投降后她逃出慰安所，定居湖北孝感，结婚并领养了一个女儿。老人生前，家人及邻里非常爱戴她，她对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还自己将姓氏改成“毛”。再也没有回过朝鲜半岛的她，在暮色里哼起了朝鲜民歌《阿里郎》，一遍遍，让人揪心。

纪录电影《三十二》的主人公韦绍兰再次出现在镜头里，现年97岁的她依旧乐观、开朗、爱笑。1944年冬天，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后趁日军不备，逃出慰安所，彼时已怀孕的她后来生下了“中日混血儿”罗善学。目前老人与儿子罗善学以及外孙一家住在经过修缮后的新房中。她会哼唱广西民歌，“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海南、山西、广西……片中的阿婆都说着当地的方言，拍摄过程中，郭柯主要的障碍是如何与老人家沟通，“找了很多当地人帮我翻译，都是在拍摄中陪着我们，找一些熟悉当地话、熟悉土话的人，首先不找家人，要考虑老人的状况和感受，于是我们就从外面、隔壁村子找些女性村民来翻译。”

在纪录片中，山西当地的“慰安妇”问题调查员、退休教师张双兵觉得对日本政府的诉讼都失败了，但老人的身份和生活遭到曝光，他说：“不如不惊动她们。”对此，郭柯导演称：“张老师的调查很多是作为诉讼，需要这些老人讲述她们曾经受辱的遭遇，做笔录等等……‘惊动’于我而言有点大，但我的拍摄，对老人的‘打扰’是有的，但我们尽量少去打扰，而是更多地以晚辈身份去陪她们，是在征得了老人和家人的同意下，把她们的晚年生活记录下来。”（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