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与莫扎特优美动人的交响曲联系在一起，如同将邪恶与正义、凶狠与善良相提并论，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莱维的《莫扎特与纳粹》，是一部旨在探讨纳粹如何利用莫扎特及其音乐来建立自己文化与政权优势的著作。作者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专制政权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总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古今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与文化遗产，取己所需，弃己所恶，让这些文化名人与文化遗产沦为他们的喉舌，沦为他们专制宣传的牺牲品——莫扎特其实并非只是一个个例，在十九世纪的日耳曼音乐家中，瓦格纳被宣扬为最为接近纳粹世界观的作曲家，布鲁克纳被塑造为一个可信的纳粹偶像，贝多芬是伟大的作曲家中最重要的“原型纳粹”……以神圣的名义肆意作恶，以崇高的理由横行无忌，纳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他们疯狂虐杀、危害人类的罪行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

如果说所有信奉自由的艺术家都是极权社会的天敌，那么，莫扎特似乎最不可能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挪用，而给莫扎特穿上纳粹的紧身衣，也将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莫扎特的音乐即与纳粹的意识形态相抵触，莫扎特的音乐创作所传达出的精神意蕴，也无不与纳粹的思想本质背道而驰。在纳粹掌权后的民族复兴的语境中，通过仔细筛选和引用，纳粹首先将莫扎特塑造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通过印刷品宣传、改编音乐、组织特别的音乐节，纳粹将莫扎特包装成一个“强烈地具有日耳曼认同”的作曲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莫扎特既是纳粹刻意宣传的对象，同时又是纳粹掌权后因种族和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德国的流亡者希望的灯塔。即便是纳粹对莫扎特的宣传，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颇为不同的倾向，当纳粹军力鼎盛、战果累累时，莫扎特激励着未来的胜利；当纳粹已露败象、渐趋没落时，莫扎特被视作一种拯救，或者用来转移德国民众的视线，使他们不去关注前线战事的艰难和混乱……

如果脱离当时的语境，人们或许以为纳粹宣传的莫扎特的确是一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一位强烈的仇外者，但在流亡者和真正的艺术家眼中，莫扎特依然是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不依赖于语言的高端文化”的最伟大的代表，比其他作曲家都更多地支撑并滋养着因纳粹迫害而离开德国的受害者，“莫扎特作品的结构和美学是一剂和悲惨现世大相径庭的解药，能抚慰他们背井离乡的创伤”。他们向世人阐释莫扎特挑战既成秩序、攻击威权主义、渴望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另一面，力求澄清被纳粹改造的莫扎特形象，还原被纳粹滥用的莫扎特音乐的尊严和价值。

正像德国流亡作家安内特·科尔布所说的那样：“莫扎特不仅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个音乐奇迹，还是有史以来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一件乐器。”的确，莫扎特生前赤贫，终致英年早逝，而在他的身后，也总是遭人误解、被人利用。但是，莫扎特可以被曲解、被篡改，艺术和音乐却永远无法在一个充满仇恨和迫害的国家得到发展——当人性处于“钢铁般的暴力帝国”压制之下，莫扎特只是“被众多铁制花瓶夹碎的可怜的陶器瓷片而已”。所以，二战结束后，保罗·奈特尔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那么，必须做的事，就是告诉德国人，他们可耻地背叛了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特别是音乐领域的人物……德国人再一次真正懂得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候，他们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就会被唤醒。”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