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狗令”执行疲软，确实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和借口。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于，社会对于宠物数量增多所衍生出的管理失控风险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于宠物饲养行为中的“人”的责任，也没有形成清晰的现代观念。

□朱昌俊

最近，西安一名32岁女子被狗咬伤，旋即感染狂犬病去世。悲剧发生后，西安市政部门冒着酷暑，发起了一场全城打狗运动。

伤人流浪狗已经确定携带狂犬病毒，且疑似是疯狗，在全城乱窜，再次伤人的可能性很高。这样的定时炸弹当然要清除。其他的流浪狗数量肯定不少，它们携带病毒并且伤人的概率，比家养狗高。为保障市民（尤其儿童）的安全，趁着这个新闻热度，治理城市流浪狗，很有必要。

每只犬需缴纳400元的养犬管理服务费,居民每户限养一只犬……这些年,全国各地禁犬、限制养犬的条令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来没有消停过。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各地的“限狗令”大都“雷声大雨点小”频遭夭折,这与狗和人类的历史渊源、立法者的理念及执法方式有关,养犬管理任重道远。

这些年几乎每个城市都相继出台了犬类管理办法，但落实上确实是个问题。执行不足是另一面，还有乱执行。一些城市在宠物“闯祸”后，往往祭出的是全城“打狗”运动。一阵风不说，这种突击治理所表现出的粗暴，反倒引发了社会对加强宠物管理的认同危机。轰轰烈烈的打狗行动，也把本该正常运转的日常管理的重要性给遮蔽了。

这些因素，当然都是促成“限狗令”最终执行疲软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宠物管理失控，既有规定执行不严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宠物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并没有引起从管理部门到社会整体的足够重视。这使得相关部门的管理积极性、执法力量的配置、政策的跟进都严重滞后。加强宠物管理，说白了就是要落实登记和疫苗接种，以及对非规范的饲养行为进行追责。这些在我们的犬类管理规定中，其实都不缺乏。

除了对犬类管理失控的风险正视不够，“限狗令”的执行不足，也与长期以来对于宠物作为“私有财产”的界限认知模糊有关。对于“养狗的自由”的认识，不少人似乎仍停留在农耕时代。在农耕时期，主人对狗似乎有绝对的拥有和自我管理权，并且可不受外部的干预。但到了法治社会，这种私有权一旦威胁到他人安全，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另外，动物保护者与组织也应该转变观念，改变动物保护方面的行动策略。不能将对宠物的管理与动物保护对立起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单纯的向社会普及动物保护观念，上升到强化社会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理念，突出动物饲养者的责任与义务。这其实才是对动物真正的关爱。

“限狗令”执行疲软，确实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和借口。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于，社会对于宠物数量增多所衍生出的管理失控风险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于宠物饲养行为中的“人”的责任，也没有形成清晰的现代观念。这也能够解释，为何每次加强宠物管理的讨论，只有到发生烈性事件后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