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受害人亲属的“主动放弃”，除了“出口恶气”的原因，也有“无奈”的成分。基于“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形，徐玉玉家人可以依法申请司法救助。

□欧阳晨雨

万众瞩目的徐玉玉案，终于等到宣判之时。

昨天上午，山东徐玉玉因电信诈骗致死一案，在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主犯陈文辉因诈骗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6名被告人被判15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至今仍沉浸在悲恸中的被害人亲属，这个判决结果可以说是莫大的心灵慰藉。对主犯陈文辉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刑，已触抵诈骗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并罚”的“天花板”，加之其余被告人也被判不等刑罚，足以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司法倾向。

但是，为了这个“从重”的判决结果，本来可以得到民事赔偿的徐玉玉家人，付出了太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一定比例的基准刑。正是考虑到“放纵凶手”的可能，徐玉玉家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徐父的意见是，“这个案子对我一家伤害太大，我们一分钱赔偿都不要”。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只要将那些造成女儿死亡的“害群之马”绳之以法，就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正义。然而，现实却是，审判的法槌落定后，他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从报道情况看，徐玉玉的家庭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相当困难，直到现在还欠下20多万元的债务，只能靠徐父断断续续地打打零工偿还。

试想，如果这个“准大学生”女儿还在世，对这个家庭而言，不仅是亲情的圆满，更意味着今后经济的改善。如今，虽然那些犯罪分子依法得到了严惩，但对痛失女儿的徐玉玉父母，精神和物质上的实际损害，并没有得到应有赔偿和慰藉。

无论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还是天理人情的高度，这个看似完满的宣判结果，都不应是正义的终点。

司法的本质之一是救济。司法救济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救济，也是最后的救济手段。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中，列举了8种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情形，以及8种“一般不予救助”的情形。

虽然徐玉玉家人在审判中主动放弃了民事赔偿，属于最高法《意见》中“一般不予救助”中的第4项；但事实上，这种受害人亲属的“主动放弃”，除了“出口恶气”的原因，也有“无奈”的成分。据媒体报道，徐父之前也表示，“知道被告人的家里也很穷，估计都拿不出钱”。

因此，如果情况属实，基于“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形，徐玉玉家人是可以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

而退一步而言，即便司法救助够不上法定条件，并不意味着司法救济将止步于此。从报道情况看，面临生活困难的徐玉玉家人，本身应是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根据最高法《意见》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将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通过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无缝接轨，更好地体现司法救济的人本关怀。

（相关报道见今日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