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去年退休后，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原主任况维平并没有闲着：帮忙编纂关于市财政局60年来发展变化的书籍；搜集舞钢市《知青志》资料；作为政府采购专家库的专家参加评标……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现在的生活可能是另一番样子。”5月22日上午，在新城区市财政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今年60岁的况维平忆起往事，依然心潮澎湃。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恢复，他参加考试并被河南省会计学校录取。虽然没有走进心仪的大学，心有遗憾的况维平上了第二批志愿的一所中专院校，但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在况维平看来，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命运，更对国家未来影响深远：通过知识考核来选拔人才，择优录取，才能为国家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高中毕业，知青下乡

1974年5月4日，17岁的况维平高中毕业，与其他96名知青一同来到舞阳工区武功知青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接受了似乎已被写定的命运：在乡下锻炼几年，等有了招工指标，回城当一名技术工人。

况维平祖籍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出生于江西，父亲是转业军人。七八岁时，他随父母来到河南舞阳，其时“文革”开始。学校的学习氛围并不浓厚，停课闹革命的口号非常响亮。1972年，父母调动到河南省平舞工区。第二年，舞阳工区成立，属于省直辖，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和工人来到今天的舞钢市参加建设。况维平转到工区一中上学，校园秩序当时较混乱。其间，他曾短暂辍学进入工厂，后又转至武功公社高中就读，1974年高中毕业。

“紧接着就是上山下乡。”况维平说。知青下乡第一年虽然户口迁到农村，但还是吃商品粮，国家发放补贴，可以去粮店买粮食。第二年，知青开始实行按劳分配，按工分分粮食，粮食就不够吃了。1975年，知青农场解散，知青们被分到武功公社各生产大队插队。

况维平插队到武功公社滚河孙大队第一生产队，天不亮就开始上工：南地锄地、北地摘玉米，或者干翻红薯秧等农活儿，一天能挣10个工分。平时，知青与当地农民一起担任基干民兵，进行治安巡逻，防止敌人搞破坏。大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招工回到城市。

恢复高考，知青们奔走相告

高考恢复前，上大学靠推荐，普通知青几乎没有机会。况维平回忆说，他们一批90多名知青后来都是通过招工、高考、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的。

1977年夏天，有小道消息传来，高考可能要恢复。这种私下流传的消息给了知青们希望，大部分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回家复习了。

况维平也心有疑虑：十年没有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一说，家里又没有背景和关系。父母先是托人捎信儿，后来又亲自来生产队背走了他的行李，他才时断时续地回家复习。

国庆节后，况维平又回生产队劳动，听到电线杆上挂着的大喇叭传出消息，高考恢复了！知青们非常兴奋，“奔走相告”。况维平虽符合报名条件，但对能否考上确实没有把握。

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况维平复习起来很吃力。语文、政治等以理解为主，数学不懂的只好就算了。没有统一的复习资料，大家只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课本、自学丛书，数量最多的是油印资料。家长们都不藏私，谁家有资料，找渠道印上几十份，给单位同事家、邻居家的孩子都发一份。当时供电不正常，况维平晚上经常点着蜡烛学习。

当年5月，舞阳工区划归平顶山市管辖，同年11月命名为舞钢区，也称原平舞工区。

1977年12月，舞钢区的高考在垭口一所高中举行。天气寒冷，况维平手脚都长了冻疮，写字时手也僵硬。他至今记得，河南省语文作文是两题任选一，他选了《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数学则“很多都不会”。

每个考生可以选报3个大学志愿和3个中专志愿，热爱文学的况维平报了文科。他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中专则报考了河南省会计学校和一所师范学校。“报完志愿后觉得希望不大，但隐约又有些期待。”他说。

当年高考录取是“社会上一件特别重大的事”。况维平说，舞钢区在垭口张贴了大红榜，分批公布被录取的考生、院校名单，来一批通知一批，贴大红榜的地方“天天围得人山人海”。

起初，况维平夹杂在人群中看了几次，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有点灰心，不再去了。他与几位知青相约，如果考不上，一起复习再考。

不久后的一天，一位同事来到况维平家报信：“孩子上红榜了，被河南省会计学校录取了！”况维平的家人很激动，和几十位同样高兴的邻居一起去看榜。况维平既兴奋，又因是中专有些失望。但当时正逢舞钢区大招工，不少知青都在办手续陆续回城上班。继续复习，意味着身份还是农民；再等一年，考试竞争会更激烈。于是，1978年春天，况维平带着些许遗憾去了河南省会计学校报到。

直到1982年参加工作后，况维平考上了电视广播大学，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年逾半百的校领导 帮新生扛行李

河南省会计学校位于郑州，当时是省财政厅厅属学校，也是“文革”后首批恢复招生的学校之一。虽然填报志愿时专业不同，但实际上当时只有财政专业。

况维平的父亲去寺坡汽车站送他，提着家里仅有的一个帆布箱子，扛着铺盖卷儿，网兜里装着脸盆。从寺坡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到漯河，再换火车到郑州，凭录取通知书学生可买半价票。下了火车，况维平租了辆人力三轮车，来到位于农业路的学校。

在学校门口，况维平看到一位年逾五旬、干部模样的人。对方问他是不是来报到的，况维平答是，对方说“走，跟着我”，就一手扛起箱子，一手提着铺盖卷儿，带他到百米之外的办公楼办理入学手续。况维平自己提着脸盆。开学典礼上，况维平看到对方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原来是程副校长，是位归国华侨、老八路。

这件事至今仍让况维平感觉到很温暖。“校长已经50多岁了，却替我一个20岁的小青年扛行李。”这让他感到，学校对于人才的爱惜和渴求是实实在在的。

这是况维平人生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切都仿佛进入了新天地：人人都很用功，求知若渴。况维平每天早起去农业路上一家新华书店等待开门，购买文学类新书。书店门口也总是围着很多人。课堂之外，各种球类运动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颇受欢迎；学校定时放映露天电影，有时会放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外国影片，“反复看也不厌倦”。

户口、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学校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发放助学金，所以学生的家庭负担不重。“我父母都有工资，学校和班里补贴10元钱，一个月15块就够吃了。”大多数农民同学助学金更高。不过，由于物资匮乏，虽然能吃饱，营养却谈不上，饭菜多以馒头、咸菜、青菜为主，偶尔能吃点肉。不过，书费、水电费、住宿费都不用交，只有生活用品需要自己买，这也使得大家能够心无旁骛，一心投入学习。

“虽然是中专学历，但我们那一届200多个同学之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专家、学者。”况维平说，那一届学生分4个班，有农民、干部、知青和应届生等。班里最大的25岁，最小的十几岁。学习 两年毕业后，社会正需要人才，大量空位置需要填补。

实际上，在况维平看来，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批人的命运，更对国家未来影响深远。通过知识考核来选拔人才，营造了整个社会的学习氛围。“要是只靠推荐上大学，会让真正渴求知识的人失去机会，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

始终秉持踏实工作的理念

1980年，况维平毕业，被分配到许昌地区建行，后来调动到舞钢区财政局。1987年，他又调到市财政局，直到退休。

况维平参加工作时，单位没有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在工作中边实践边摸索的工农干部。“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单位骨干，陆续走上领导岗位。”况维平说。

况维平先后在市财政局办公室、财政科研所、农税科、国库支付中心等多个科室工作，始终踏实认真。这也是他们那个年代绝大部分学生的共同之处。下乡插队的经历让他对“三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利于工作的开展。他曾先后被评为市劳模、先进工作者等。

“个人努力只是基础。要想取得成就，和组织的培养、同事的帮助分不开。”况维平说，工作就得踏踏实实，不挑肥拣瘦，尽最大努力做好。实际上，做任何事都要负责任，做有意义的事，才不虚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