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3版:高考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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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考,我顶多会成为另一个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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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3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作家曲令敏:
没有高考,我顶多会成为另一个范雨素

↑手捧大学毕业证,回想起当年高考的经历,曲令敏感慨万千
 

□本报记者王春霞/文 李英平/图

“生命,偶尔散落人间,它就通向了四面八方。身后拖曳的往事,是灵魂的栖所。所谓‘体悟’,不过是人在暗室里对这些前尘往事的回味与触摸。”最近读曲令敏新出的散文集《一晌清欢》,这段话令人怦然心动。

曲令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平顶山日报社原高级编辑。退休之后,她依然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辛勤劳作,用优美诗性的文字追逐着散文的高度。

多年来,曲令敏已出版《有情如画时》《消逝的田园》《山思水想》《河之书》《河之源》及《地板上的母亲》等多部散文作品。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曾任大河报总编辑的王守国先生为《一晌清欢》所作序的开头这样写道:“学姐曲令敏写得一手好散文,好到美文大师贾平凹先生都高度赞许,拥有众多曲粉。”

1977年的12月,24岁的农村姑娘曲令敏和全国570万人一起,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正是这场高考改变了她的命运,她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模样。”

“如果高考不恢复,我就等到30岁再结婚”

曲令敏1953年生于南阳市唐河县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他们这支曲姓是宋朝大将军曲端的后裔,家族中流传着耕读之风。她说,爷爷是一个读书人,只是不幸去世过早,奶奶只好独自将两岁的父亲抚养成人。

曲令敏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大。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奶奶一直支持孩子们读书,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尽管“文革”期间的高中没有正儿八经地学习功课,曲令敏还是很幸运地读到了高中毕业,成为全村当时仅有的两名女高中生之一。另一名女高中毕业生是地主家的女儿,父亲上过大学。

1971年高中毕业后,曲令敏就开始回乡务农,泼辣能干的她曾担任过大队的民兵营副营长、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等职。本来她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子养,那时候她能肩上挑50多公斤的水,拉车往地里送粪。

当时,上大学是层层推荐的,曲令敏曾被乡里推荐,可惜没关系没门路,名单被报至县里之后就止步不前了。24岁在农村已老大不小了,可她还没有考虑嫁人,她隐约觉得高考还会恢复:“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如果高考不恢复,我就等到30岁再结婚。”

1977年9月份,终于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她的恩师申光亚专程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到村里通知她:“国家要恢复高考,你赶紧找高中课本复习备考吧。”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怎能不激动?”于是,曲令敏借来一些高中课本开始复习,“白天要干活,只好晚上在煤油灯下用功,鼻孔熏得黢黑。”

顺利参加高考,政审却遇波折

1977年12月,仓促备考不足3个月的曲令敏,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她记得当时天气很冷,考点设在县城唐河第二小学。考试那两天,她就住在恩师家里。

刚开始她准备考理科,复习的都是数理化,直到离考试只剩半个月的时候,才换成了文科。好在她的文科基础不错。

当年的文科要考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和地理这些科目,与现在高考的文科考试科目基本一致,只不过考试题目要简单得多。曲令敏说:“虽然题目出得很简单,但高考中断了10年,许多考生依然不会。”

她记得,地理考试主要是考一张中国地图,只要能填出各省的省名和位置就行了,就这很多考生都答不上来。数学她只考了20多分,就这已经不错了,因为不少考生的数学成绩是零分。

当年河南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240分,曲令敏考了280分,却迟迟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恩师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急了,他们到公社了解情况后,才知道是政审遇到了麻烦。

原来有一次她组织队里参加文艺会演时,曾当面揭露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调戏一名女队员的丑行,结果导致人家在她的政审表上多写了几个字:“只能被一般大学录取。”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政审的余温尚存,她的政审有了这个瑕疵,准备录取她的开封师院(河南大学的前身)打了个疑问,多次打长途电话到南阳询问原因。

曲令敏说,当年恩师、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等人带着公章,趟过冰封的河水,盖上大队、公社和县招办三级单位的公章,才及时为她开出了一张“政治清白”的证明。“破碎的冰凌把他们的腿都划流血了。”40年过去了,她对这个细节仍记忆犹新。

这番波折之后,她终于收到了开封师院的录取通知书,当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考一年时,同样毕业于这所学校的恩师劝她:“这个学校不错,你总算能吃上商品粮了。你已经24岁了,明年不知道会不会对年龄进行条件限制。”

当年河南的录取比例(包括中专在内)是60:1,能被录取实属不易。曲令敏感慨:“那个年代,农民能吃上商品粮,是多么金贵的一件事,是高考给了广大知识青年一个平等的选择机会。”

大学时光,把自己“泡”进书海里

1978年3月5日,曲令敏踏进了大学校门。那时大家穿得都很土,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背着一个被褥卷就去了。她记得,很多学生站在学校的食堂里,辅导员对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大学生了,是天之骄子!”听到“大学生”三个字,大家非常激动。

曲令敏所在的中文系中文专业,全班40名学生,只有8名女生。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是1947年的,最小的则是1963年的。她是女生之中年龄最大的,而且是唯一一个从农村来的。

许多任教老师是刚从农场上平反回来的,遭受多年批判之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课堂上,施展才华。大学生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劲头空前高涨,曲令敏描述说:“这批大学生就像快旱死的庄稼遇上甘霖一样,恨不得把老师的学问都榨干。”

学校10点钟熄灯之后,学生们会披着被子或单子到校园的路灯下继续读书。学校的蜡烛是卖得最快的东西,很多学生会点着蜡烛继续学习,老师巡逻的目的是让大家早点休息。有个女同学在宿舍里点蜡烛学习时,不小心燃着了蚊帐,差点引发火灾。

学校的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而“文革”期间,许多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属于“封资修”,被列入禁书范畴。这时候全部开禁了,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曲令敏,就像鱼儿找到了大海,感觉是“把自己扔进书海里泡”。

曲令敏说,她的散文之所以会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并达到相当的水平,完全得益于大学时代这种广泛的毫无功利的阅读。因此,她特别感激大学时光。

“如果没有高考,我现在可能会在南方卖馒头或者卖苹果”

大学四年毕业后,曲令敏被分配到平顶山工作。她还记得当时市人事局的工作人员蹲在那儿排队,争抢大学生的情景。她先是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到市图书馆任副馆长,1988年调至平顶山日报社任副刊编辑。编稿之余,她开始写散文,1990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有情如画时》。

如今,回首当年恢复高考这件事,曲令敏禁不住感叹:“高考中断了10年,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几乎就要断了,还好1977年高考恢复了,可以说不仅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文化又接续上了。”

当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如今不少已成为学界的大腕、知名大学的博导,从政的也多是省辖市的“常委”。她说:“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一代人了解社会了解底层,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的话,您现在会干什么?”采访结束时,记者抛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模样。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我现在可能会在南方卖馒头或者卖苹果,或者是带孙子,顶多会是一个具有文学情怀的打工者,就像刚刚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而成为网红的范雨素一样。”曲令敏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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