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这个从湖北襄阳奔赴北京讨生的育儿嫂一下子“红了”。

来访的记者太多，以至于她只好请假接受采访，并希望这个事情赶快过去。毕竟，对于一个小时工来说，“三天两头不干了”，或许就意味着孩子要吃不上饭了。不过，这些事情在“红了”的语境下似乎都不重要了。外界更关心的是，范雨素红了以后会怎样？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余秀华？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15版）

▶她的写作，让千千万万个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共相”

有媒体抛出了“你怎么看待阶层固化”的题目……

多少年来，一直以“活着”为目的和价值的范雨素，并不怎么关心“阶层固化”。对于一个符号般存在的“阿姨”而言，阶层是明摆着的，无所谓固化不固化，也不会有城市白领那么深刻的焦虑。

就像她受访时说的那样：“我对文字没有自信，我也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我也习惯了靠苦力谋生了，而且我对劳动并不惧怕。做小时工、育儿嫂也不是最低的工资，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想过没想过，不要紧；有没有自信，也不要紧。范雨素还是像一阵疾风掠过了很多人的天空，她的经历、她的姿态、她的命运，让千千万万个漂泊不安的灵魂找到了“共相”。

透过那些看上去轻松、甚至不乏诙谐的文字，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险恶、匮乏、孤独中苦苦挣扎的生命个体。范雨素在文字中表现得越是克制、内敛、见惯不怪，则这种刺痛、不安就越是深刻。

范雨素说，她在北京寄居的皮村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南向有一面玻璃墙，玻璃厚极了！冬天吸收热量，那么强烈的阳光，冬天住在那间屋子里特别幸福。”可又有谁知道，阳光之外还有无望、冰冷、焦灼与泪水！

成长的困厄、环境的局限、女性的悲哀、城市的偏见……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早慧、敏感、不安分的乡间女性而言，无一不是内心苦难的来源。现在已经无法想象范雨素过往经历过的煎熬与挣扎，但穿越她平静的文字，我们依然可以感知到冰山下面浩大而沉默的未知。

▶总有一支笔在书写生活，但与明确的文学指向无关

范雨素的写作，并非目标明确地指向文学，而是与她带孩子、擦地等工作一样，是一种活着的方式。

活着，也思考着，顺便把思考的内容用一支笔记录下来，如此而已。若是非要用“文学价值”作为衡量标准，那也是别人的标准，与范雨素无干。

这个世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尽管生计艰难，却并不愿意机械地活着，而是希望有所表达。他们的写作，往往饱蘸着生命的汁液，挟着来自土地的饱满和充盈，为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打开一扇窗，人们会看到，原来还有这样的苦难人生。这样的冲撞来得确实有点猛烈，以至于很多人有点恍惚，在他们的经验体系中，完全无法安置、归类他们。

而在一个社会剧变的环境下，大时代的激荡与个体的颠簸往往会产生令人目眩的回旋，呈现在文学上，则是一个个粗糙、鲜活、激情四射的生命个体。余秀华是这样，范雨素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她们意在兜售自身的苦难历程，也不是说有搞文学的自觉，而实在是充盈的生命需要一个表达的出口与方式。“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

很多人也都看到了范雨素文中的现实指向，比如教育公平、征地补偿、城中村暴富，乃至城乡之间渐次清晰的社会分层、阶层隔膜等，然而，这样的问题公众早已不陌生，通过媒体报道、学者调研，相关的阐述已经很多，也更精准。之所以对范雨素的描述感兴趣，无非是她的记录融入了个人情感，具有了心灵史的意义而已。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有感而发，歌诗合为事而作。生活与文学本身并无格外的界限，二而一、一而二。这样的融合与渗透，远非那些刻意弄文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者所能比拟，也不是冷静、高蹈的旁观者可以解释的。本质上讲，它也是一条混合着写作者生命、生活、思想奔涌而来的巨流河，但见一泻千里，委曲详尽。

这样的写作，也只能在民间，只能来自土地。评价这样的文字，无法套用现成的文学评论，更不能试图以种种规矩将其强行纳入主流。每一个不羁的生命都无法框定、无法编辑、无法装订。

发现范雨素，发现一个在层层重压下依旧活泼的生命，发现社会底层存留的诗意。作家老村曾说：“作为土地的倾诉者，我的泪水从来都是那样饱满和充盈，从没有流完的时候。”而作为城市与乡村的栖居者，范雨素在记录个体“殊象”的同时，也为这个变化的时代留下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