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抱团结伴，同吃同住，一起聊天散步旅游，经济上实行AA制，生病了互相照料……这样的养老方式，按照美国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的讲法，正体现了很多老年人渴求的自主性。上海市的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对结伴养老表现出意愿的受访老人近七成。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养老生活，真正要走进现实，却不免与理想有所差距。抱团养老要不要继续，又该如何继续？这是一个问题。

征集

一个电话引来300多人报名

因为通过当地媒体征集伙伴抱团养老，浙江杭州余杭区69岁的张霞（化名）最近火了。而对于已独身多年的她来说，这样的热闹似乎又有点超出预期，以至于她刻意想保持低调，并要求媒体隐匿其个人信息。

张霞原是上海人，年轻时辗转各地工作，后定居杭州。她已没有老伴儿，也无子女。这几年，她一个人住在一套131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的生活无非就是遛狗、玩微信、晒太阳……周而复始。

今年2月21日，因骨质疏松后遗症，张霞腿部抽筋发作。凌晨痛醒后，张霞感到很绝望：“那一刻我想，会不会我死在家里几天都没人知道？”而另一个想法也在她心里萌生：如果有志同道合的老人住在一起，或许会多一份安全感。到了白天，她鼓起勇气打通了媒体热线，希望帮忙征集几个室友合住，一起养老。

对于抱团养老的对象，张霞觉得自己要求并不高：性别不限，年龄相仿，性格宽容随和，文化程度不能太低。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媒体发出报道后，短短几天内就有300多人拨打热线应征，表示愿意尝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张霞一直忙于回访、约报名者见面、完善自己草拟的《居家结伴养老协议》……她感觉已经很久没这么充实了。不过，在这过程中，张霞也发现，有不少人其实是“冲动”应征。“有的开始说一定要来，后面就没了声音。”她说，甚至还有一些人留的电话压根就联系不上。在300多名报名者中，张霞初步筛选出的只有七八个。最终，经过进一步面谈和沟通，她选择了66岁的赵女士和71岁的孙女士。3月23日中午，她们3人吃了合住后的第一顿午餐。

体验

一段抱团养老生活仅维系一周

实际上，对于抱团养老的设想，并不只是张霞有。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最近发布的“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调查”显示，66.8%的受访老年人表示愿意选择和亲朋好友一起结伴养老，且身体状况越好的老人意愿越强烈。在河北邯郸，77岁的王克南也是想把抱团养老付诸实践的人之一。

王克南有3个子女，但都不在身边。去年11月，独居已久的她联系了媒体，希望能找人结伴一起生活、养老。曾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00位老人报名对此响应。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有人给王克南打电话，那是她觉得最释怀的一段时间，“原来还有那么多老人和我一样渴望温暖，希望有人陪伴”。

然而，王克南也有自己的不解和焦虑。“报名的人一开始都想要来，但很多人倾诉完后就销声匿迹了。”最终，真正与王克南达成结伴养老意向的只有来自四川资阳的杨述文。83岁的杨述文丧偶多年，看到王克南想找人结伴养老的心愿后，他第一时间与王克南取得联系，双方加了微信，互相了解。两个月后，杨述文做了决定。2017年正月初三，他带着行囊，前往邯郸与王克南相见。

与微信聊天以及初次见面的开心不同的是，杨述文与王克南抱团养老的现实生活并未像他们当初设想的那样顺利。最大的障碍来自沟通不畅，王克南听力不太好，平时虽然戴着助听器，但杨述文跟她说话时，她常常毫无反应。王克南则认为双方的隔膜主要原因在于杨述文的四川口音。两人在志趣爱好方面也存在分歧，杨述文喜欢每天早晨去公园锻炼锻炼，王克南却不太愿意出门。王克南通常会在下午去找邻居打麻将，杨述文只好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一个星期后，杨述文默默地买了回四川老家的火车票，两个人就此告别。

心声

很多人有“感同身受”的冲动

不管怎样，从王克南到张霞，当陆续有老人站出来，大声说出抱团养老的声音，并动辄得到数百人的响应时，抱团养老对于众多老年人的“诱惑”还是可窥一斑的。面对较高的意愿率与极低的成功率，在有过报团养老失败经历的杨述文看来，很多老年人在前期所表现出来的“亢奋”，不过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冲动而已。

“第一次看到王克南的报道，我就想到了自己：独守空房，身边无子女相依，想有人陪伴……所以，我当即就想给她打电话，甚至马上想见到她。后来我们加了微信，互相倾诉自己的心事，互相安慰，有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好感，那种感觉很温暖。”杨述文说，在报名应征时，很多人像他一样，并不会对与陌生人结伴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太多考虑。

事实上，从王克南和张霞两人的应征结果来看，不管是1/100还是2/300的“配对率”，都表明流传已久的抱团养老依旧只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内心想要开始新生活，但最后还是无法摆脱现状。”

姿态

矛盾也能成为彼此的镜子

而在张霞看来，抱团养老毕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发起者，即便在公开征集搭档时会设定一些“粗线条”的条件，但在实际筛选过程中，原来的预期还是会被各种因素左右。张霞在回访报名者时，曾有人跟她强调“有两套房子”，“我说你有几套房子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在乎你的物质条件。”张霞说，“与时代太脱节的也不行，比如我发短信、加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音，那我会认为他（她）这些都不会，以后交流会有困难”。

此外，在报名者中，有的老人是由子女代为报名，究竟是不是老人自己的真实意愿不得而知。还有人谎报年龄，张霞去见面时，有位老人一看就是80多岁，但对方反复强调“年龄不是问题”。还有一位在AA制问题上存有异议，并一度情绪激动。“我知道对方是好意，但我们是结伴养老，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长久。”张霞如此表示。

从实际来看，即便张霞和赵女士、孙女士最终住到了一起，她们都愿意遵守的《居家结伴养老协议》甚至细化到了“及时清理不慎洒落地上的水痕”，也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会产生分歧。譬如，她们同住了几天后，矛盾就伴随而来。因为对一次出游行程的安排有疑虑，赵女士在言辞上欠妥，就令张霞大为不悦。而赵女士和孙女士对张霞所养小狗的洗澡问题也相当排斥，“它在这儿洗，我们也在这儿洗，心理上不舒服”。于是，3人在餐桌上召开了第一次“家庭会议”，从而使一些分歧都得以化解。而且，3人也都承认，矛盾并非毫无益处。孙女士认为，至少问题拿到台面上说，可以成为彼此的镜子。“事实上，谁不知道和另外的人一起住会有摩擦？但也不能因为担心就不去尝试。”张霞说。

专家

熟人关系是最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指出，抱团养老不同于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那样有相对健全的制度与配套措施，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和亲情纽带，抗风险的能力显著下降。另外，由于性格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处理也更容易出现偏差。因此，想要尝试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最好还是在熟人圈子里进行更为可靠，成功率相对更高。

对此，黑龙江哈尔滨64岁的马淑琴颇为赞同。两年前，她与闺蜜郭桂华来三亚过冬，自此结伴养老，如今，两人仍享受着这种生活方式。“2015年冬天，我邀请和我一样独居多年的郭桂华来三亚过冬，她回了四个字：好啊，走呗！两个人租了个单间每月不到1000块钱，整天吃喝玩乐都在一起。我们18岁在一起工作，相识40年，那些所谓的矛盾和冲突在我们这儿完全找不到。”马淑琴自豪地说。

不过，即便是与陌生人结伴，张霞依旧充满信心，她甚至想“把盘子做大”。她眼下还在招募结伴者：除了她家能再住一人，“对面三楼房子是空的，我问过了，3000元一个月，能住4个人”。尽管同住的孙女士认为，对于大多数老人，结伴养老终归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张霞还是很乐观：“说不定就被我们走通了呢？我们以点带面，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模式。”

（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