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尊尊 文/图

在平顶山街头，这样的老人随处可见：他们已然六七十岁，却都说着一口流利好听的普通话，让你听不出丝毫乡音——这跟平顶山最初是座移民城市有很大关系。

鹰城同龄人孔祥桂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她今年60岁，家住市区诚朴路南段，快人快语、爱说爱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透露出她曾是“移民一代”。1956年，孔祥桂的父亲从河北开滦煤矿来到平顶山支援煤矿建设，成了六矿的一名井下采煤工。1958年，父亲回老家将母亲和刚满1岁的她以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接到了平顶山，从此一家人在这儿扎了根，平顶山成了他们的家乡。

一个火炕睡了10个人

公园只有一只瞎眼猴

孔祥桂刚满1岁来到平顶山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在这里成长、生活、工作，为鹰城的发展默默地做着贡献，也享受着城市进步所带来的便利和喜悦。

“我们刚来时住在六矿的单身宿舍，一间房几平方米，住我们6口人。后来4个弟弟又陆续出生，一家10口人，就更挤了。”孔祥桂说，1968年，考虑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矿上将一处废弃的职工食堂分给了他们几间，这样他们一大家子才算勉强解决了住房问题。

搬进食堂后，孔祥桂的父亲学着援建的东北职工，用麦秸秆和泥土在家里垒了一个长约4米、宽2米的大火炕，冬天时，一家人就挤在这张火炕上。据孔祥桂回忆，当时大火炕吸引了不少邻居家的小孩儿来睡，调皮的孩子们你蹬我一下，我踹你一下，十分有趣。

孔祥桂说，那时候，很多矿区孩子都有一项重要“任务”：捡煤核儿。建市初期，矿区就是主要的居民区，矿上的煤炉会漏下来许多煤渣，为帮家里节省开支，她和小伙伴们就会戴着手套，拿着小火钳、小篮子一起去捡煤核儿，捡回家后做饭取暖用。

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在孔祥桂的记忆里却是满满的自由和美好。孔祥桂说，那时全市唯一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主路就是矿工路，市区最高的楼就是光明路北段的“四棚楼”，家家户户没有院墙，“公园只有一只猴子，还瞎着眼”。平时出行基本靠腿，偶尔坐一回公交，不管多远都是几分钱的车费，“看公映电影就成了最大的娱乐项目”。孔祥桂说，那些年，《地雷战》《地道战》反复播映，但大家依然爱看，她和小伙伴们去晚了没位置就看“反面电影”。幕布后边是草坪，她们常常看着看着就在草坪上睡着了，醒来回家时已是凌晨两三点。“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有家长到处找孩子的。”孔祥桂说。

与鹰城同龄，我们很知足

日子更美好，我们很感恩

1976年4月，19岁的孔祥桂接了父亲的班，进入六矿机电队工作，先是开了十几年的压风机，随后被调到锅炉水处理化验岗位。她说，父亲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73岁，当年和父亲一批调过来的有18个人，后来陆陆续续都走了。母亲2016年去世，享年92岁，成为那一批同辈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人。父亲在世时对工作负责敬业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孔祥桂兄弟姐妹8个，如今8人都在平顶山工作，继续在各行各业为平顶山的建设发挥作用。

1978年，孔祥桂与大自己三岁的张仁义结了婚，婚房就是矿区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平房，且分隔成了两间，一间公婆住，一间她和丈夫住。在平房住了两年多，他们夫妻俩搬了出来。1997年，除去矿上对职工的各项补贴，孔祥桂夫妇花了两万多元，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孔祥桂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矿上最早开始进行房改，原先的福利房需要职工花钱购买产权，因为当时住房有限，只有双职工才可以购买，那时买房一平方米才100多元。

孔祥桂说，现在她已经退休了，主要任务就是帮儿子儿媳照看两个孙女，虽然辛苦却也乐在其中。“现在生活好太多了，路宽了，楼高了，生活也方便了，城市越来越美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苦日子，懂知足懂感恩。”孔祥桂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