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这是12月5日两则可以联系起来看的新闻。一则是，江苏常州4岁的女孩萱萱被查出患脑癌，后期治疗费用缺口巨大，但孩子的父母表示，非常感谢社会公众的关心，目前准备把房子卖了，“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麻烦别人”。另一则是，前几天沸沸扬扬的“卖文救女”主人公罗尔再次接受采访，解释自己有三套房还为女儿募捐的原因：深圳的房子是要留给儿子的；东莞其中一套是现在的老婆名下的，另一套是以后养老要用的。

之所以把这两则“救女”新闻并列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其实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承受巨大的变故之后，向社会求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社会求助应当为谁而设？罗尔的募捐所为，在民众看来是不可理解与“越界”的，因为他并没有穷尽自身和家庭的救助力量。而江苏常州这对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麻烦别人”的回应，则让人看到了他们的某种边界意识，此种不滥用社会慈善的态度弥足珍贵。

面向社会的求助，尤其是网络社会里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募捐，从本质上来看，仍是一种自我救济行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来自医保等制度体系内的救济能够兜底。但在现实中，由于医保制度尚不完善，特别是对一些重特大疾病尚未完全覆盖，公民往往不得不采取其他的私力救济方式。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社会求助是一件可随心而为的事情。

舆论的不同态度其实说明，社会求助行为至少应拥有两个前提，或者说是边界。第一个是，面向社会求助的家庭与人员应该是坦诚的，他们不应当隐瞒自身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状况；第二个则是，社会求助应该是“穷尽自身努力”之后的选择，是个人不得已之后的选择。如此，个体的社会求助行为，才不会招致广泛的质疑。

民间慈善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且极其容易被消耗。正因如此，要让那些真正无力自救的公民成为社会求助的主角。只有这样，包括网络募捐在内的社会救助，才可以持续。

（相关报道见昨日A10版）

@微博观点

@薛涌微博：三套房，每一套都比女儿的命重要。看来明年房市还得涨。你怎么折腾，也抵不住这样的价值观呀。

@王志安：罗尔共募集到大约400万元，减去已还的262万元还剩140万元左右。即便除去深圳关爱行动基金募集的12万元善款，罗尔目前手上还有130万元左右。我们不知道罗尔私下返还了多少。再减10万元，罗尔目前手上也至少有120万元左右。这些钱，远远超出笑笑白血病治疗的实际需要。

罗尔应该公布所有善款数据。这些钱应该专款专用，定期公布开支，罗尔应该公开承诺，如果这些捐款将来有剩余，将捐助给其他白血病的患儿。而且，自己不会将这些捐款用于自己的家庭开支。

如果我们在罗尔事件中只看到恶，而看不到我们慈善方式的缺失，这种故事还会反复上演。

@华西医院廖志林：骗捐有两种模式。一是罗尔模式，就是当事人有能力支付，未见得最需要社会帮助，但想方设法博社会爱心支持。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虽然自己确实很困难，已经没有能力支持，但病人实际已经没有任何治疗价值，当事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隐瞒事实，夸大爱心捐赠对病情作用，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募集善款以敛财。为何骗捐容易成功？当年为了混职称，我们做过发生在华西医院的中美医疗慈善对比研究。结论是，美国慈善医疗以结果为导向，不讲故事；中国慈善医疗以故事为导向，不计后果。美国不做无用功，中国常填无底洞。美国医疗慈善多见先心病、股骨头坏死、白内障。中国常见尿毒症、白血病、肝癌。美国组织严谨，中国自由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