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化名）站在已经干涸的鱼塘前，满不在乎地说，“你说哪个鱼塘不用药？不用的话，还有活鱼吗？”

11月底，天津塘沽周围的过百鱼塘有些荒芜，堤岸上丢弃的空药瓶已经发黄。陈明的鱼塘从鱼苗放进去那一刻，就要撒药，中间还要投放消毒药、抗生素，隔两个月还得增加改善水质的药。一年七八次的鱼药使用，一次就得撒下去30多箱。

早在月初，此地的大部分鱼塘就已经出鱼，通过鱼贩子的货车进入批发市场。而养殖户陈明却没有吃过一条自己养殖的鱼，“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

■失控的养殖

据《新京报》报道，30多岁的陈明在天津塘沽地区有着60多亩的鱼塘，可产两三万斤鱼。最热闹的时候要属中秋节前后，出鱼时，热闹得跟过年似的，卡车排着队进出。

四五斤的草鱼、鲤鱼活蹦乱跳，一跃蹦出一米高，跟着鱼贩子运往天津市区及周边省市。

中秋节过后，这一年的收成算完成大半。一进入11月，鱼塘会将水抽干或是直接用大网拉，将最后收获的鱼都交给鱼贩子。

11月26日，沿着塘沽四道桥往东丽大道，一路上大量鱼塘大多已经干涸，水底结着薄冰，四周枯草环绕。泡得发黑的塑料袋、饮料瓶等各种垃圾混杂在草丛中。

陈明的鱼塘是自家的，没有任何“证书”，也未向当地工商或渔业等任何部门备案。“不知去哪儿备案，也没人来查过。”

另有多名转包鱼塘养殖者证实，在当地，承包鱼塘只需要签订承包合同，并不需要申请任何执照。

养殖户所说的不用办证，在天津塘沽个体养殖户中普遍存在。28日下午，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致电塘沽水产局，养殖科工作人员称，塘沽这边大部分个人承包的鱼塘，都没有办养殖证。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情况下，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鱼塘不需要养殖证，只要和村里签订合同就行，没有强制规定要办证。

按照《天津市渔业管理条例》规定，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承包人依据承包合同向所在区、县人民政府领取养殖证。

■鱼儿撒欢儿的秘密

养殖户们最怕的就是鱼生病，这时大量的杀菌剂、消毒剂、抗生素就齐上阵。

陈明的鱼塘，每年春季开始放鱼苗，每亩鱼塘放1000尾，60亩就是60000尾，有草鱼、鲢鱼、鲤鱼等。在陈明看来，如果池塘不用药，鱼生病了就会全部死光。

今年夏天，30℃的高温里，陈明的数万尾鱼儿集体生了红斑。

有着10几年养殖经验的渔民老李说，红斑病一般发生在夏季。鱼儿身上长满红斑，还会烂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不是鱼塘水体过肥，就是水中的亚硝酸盐超标，造成缺氧引起的。

情急之下，养殖工人在塘沽一家水产技术服务中心买来恩诺沙星等兽药，伴着鱼饲料一遍遍撒下去。没出几日，鱼苗又活泛起来，鱼塘的鱼有救了。

至于病愈的鱼会不会有药物残留，陈明摇摇头，他也不那么清楚，“一点吧，哪有不残留的。”可也没遇到相关部

门到鱼塘检测过，对于药物超标、残留的问题，养殖户也从未考虑过。

水产专家表示，鱼类用药都有残留限量，例如恩诺星沙，可以治疗畜禽及水产细菌性败血病、烂鳃病、赤皮病等。如果超标，会使人呕吐、腹痛、腹泻，损害泌尿系统。

除了抗生素和兽药，陈明说，他们还会给鱼喂中药和一些植物用的药，“有没有害，还真不知道。”

有养殖户说，即使用了“硝基呋喃、孔雀石绿”这些禁用兽药，也不会有人知道。

湖南农业大学水产科学系主任江辉称，水产养殖除了农业部禁用的孔雀石绿等几十种药物，其他的兽药也需要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使用，不可滥用。

■小鱼塘一年难抽捡一次

2003年，农业部通过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对内容包括水产养殖用水、养殖生产、鱼用饲料和水产养殖用药等水产养殖过程规定了具体要求。

陈明60多亩的鱼塘，在养殖科工作人员眼里，“规模都太小了，可能一年都检查不到一次”。

这名养殖科工作人员称，水产局平时会有监管，主要围绕“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水产部门也会对鱼塘抽检，但是不一定能抽到每个鱼塘，抽检频率要看鱼塘规模大小，规模越大，抽检频率越高，规模小可能一年都抽检不到一次。对鱼药的用量，他说，养殖部门不做具体规定，只要不是禁用药，就可以用，而且药品都有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注意休药期就行。

据了解，休药期是指最后停止给药日至水产品上市出售的最短时间。有些药物虽允许使用，但它在鱼体内吸收、消除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必须停止用药一段时间后，鱼才能食用，这就是休药期制度。常用鱼药的休药期5到42天不等。

■溯源难，问题鱼难倒查

“当前我国水产品尚未健全追溯系统，因此即便抽检查出问题，也难以倒查到养殖鱼塘及批发商。”华东理工大学食药监管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少伟指出，目前国内食品追溯的产品编码和追溯标准比较混乱，这也抑制了消费者的追溯积极性。

有水产批发商介绍，一辆车装载10吨鲜鱼，有时是多个鱼塘混装而成。运到市场被检测出有毒成分，很难分清楚“问题鱼”的来源，他们自身就更不愿意担这个责。

面对水产品抽检不合格，又无法明确提供进货票据的情况。大兴区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在零售店中抽检产品不合格，那零售商就要负责。

食药监部门一位内部人士介绍，水产品溯源的证据链能够建立起来，关键在于购买者能否提供正规收据、发票等有效证据，如果出现无签字票据，则属于食用农产品来源不明，无法认定其源头。

如果票据齐全，即能够证明问题水产的来源属地，则由食药监部门进行案件移转，由食品来源地食药监部门进行处理。

此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就曾对加强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超标的产品溯源做出过公开回应。他称，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任何生产者在采购食品原料的过程中都要进行国家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的检验。

刘少伟建议对水产品构建信息化物流。比如将产品信息做成标识记录在产品身上，这样用户可以在手机智能终端及政府网站访问到产品安全流通信息，以实现水产品信息的实时追溯。

健全水产品追溯体系，技术已不存在障碍。目前上海一家水产品企业，就在自产淡水鱼及制品上，加附一张追溯卡。扫描追溯卡上二维码就能获得水产品从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全程信息，尤其是养殖环节，可以具体到产地鱼塘、养殖密度、喂养饲料等情况。

■上海多宝鱼涉“毒”事件

上一次活鱼被大规模检出孔雀石绿的事件距今已有十年。

2006年11月中旬，上海市场的多宝鱼被检出孔雀石绿，引起全国震动。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紧急停售多宝鱼，农业部会同国家食药监总局亲自督查溯源。

当年，上海的问题多宝鱼追踪溯源，锁定到山东。随后，经过抽检，山东3家企业被查出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了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等违禁兽药。

孔雀石绿是一种性状为翠绿色晶体状的化合物，最初作为染色剂应用于传统工业领域。但是，这个化学名称为“四甲基代二氨基三苯甲烷”的物质，同时具有杀菌防腐的性能。

1993年起，孔雀石绿开始在我国水产养殖领域使用，用来预防和治疗养殖鱼类中高发的水霉病、鳃霉病和小瓜虫病。

上海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范守霖

表示，大概在20年前，很多国家是把孔雀石绿作为“好东西”来推广的，后来才发现这个物质的危害，开始努力改掉这一做法。在2000年后，农业部开始强调水产品禁用孔雀石绿。

2002年，我国正式将孔雀石绿列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同时还颁布了《无公害食品标准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NY 5070-2002），明确指出不得检出孔雀石绿。

据公开数据显示，当年轰动全国的多宝鱼事件，导致整个山东约5000万尾多宝鱼囤积，经济损失近20亿元，青岛市场上90%的多宝鱼滞销。

■水产市场孔雀石绿泛滥

十年过去，孔雀石绿并未在水产市场消失。

中国渔业协会主任委员周卓诚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线水产市场和实验室。他坦言，经常听说也接触过使用孔雀石绿的水产商。

他说，多数长途运输活鱼的转运商，储存活鱼的商超、餐馆等是使用孔雀石绿的高发人群或地点，而多宝鱼、鳜鱼、鲈鱼等因为价值较高，成为主要的使用对象。

“从已经公开的检测结果来看，孔雀石绿这两年有泛滥的趋势。”11月25日，周卓诚说。

周卓诚通过行业公开的检测结果发现，近两年，武汉、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出现活鱼检出孔雀石绿的现象，而且不少抽检的检出率达到15%。

周卓诚指出，2011年以来，全国多地的卫生检疫检验和疾控部门抽检数据中，均有检出孔雀石绿的记录，有的检出率达到90%以上。

■涉多环节难以溯源监管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徐向荣做过研究，孔雀石绿的重要致癌物是其在进入生物机体后，通过生物转化，形成脂溶性代谢产物隐性孔雀石绿，其毒性远超孔雀石绿。

“科学研究已证实这类化合物分子进入人体后，能破坏DNA从而引起细胞癌变。”徐向荣等人在《热带海洋学报》上发表的“水产品中残留孔雀石绿研究进展”中表示。

不仅如此，研究还已证实，无色的孔雀石绿还能诱发甲状腺细胞肿瘤的生成。

“泛滥的原因还是孔雀石绿价格低廉，同时治疗效果显著。”周卓诚说，在养殖环节，孔雀石绿的主要使用方法是泼洒，平均成本极低，每立方米水仅需成本0.7元。

范守霖等专家则认为，国家对孔雀石绿的销售和购买并没有限制，仅有的鱼样抽查监管模式并不能堵住所有的“漏网之鱼”。涉及养殖、运输、售卖多个环节，即使抽查到了下游的鱼贩或贸易企业，也难以完成问题水产品的溯源监管，孔雀石绿的真正禁用难以实现。

对于孔雀石绿，周卓诚表示并不是没有替代品。上海海洋大学曾公开一种专门替代孔雀石绿的药品，名为“美婷”，其成本与孔雀石绿相当。但周卓诚表示，这个药品并没推广开来。

今年8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食药监总局联合制定《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对于孔雀石绿等具有抗生素功能的禁用化合物，要建立实名购买和流向登记制度，实施严格管控。

（孙瑞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