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曝光，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站到了机器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等美誉。安顺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原住民”并不多。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十二茅坡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自此驻留。

杨某朋（本文人物均不显示全名）是此次被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与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

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蜷伏着身体，扒开茶树枝丫，在茶树的根部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

“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虫草。”她拿掉头顶的茶树枝说，因为大量的采掘，虫草已经难以找寻。“这里的虫草没那么值钱。”她说，为了找寻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她“弯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就非常满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没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

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安葬也花了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

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累的，下雨天还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家里有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艰难地生活。老人说，家里也希望孩子多读书，但经济压力很大。杨某朋此前念初一，后来“自己不想读了”。今年春节，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打工赚钱。

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的描述，周围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俨然成为无需讨论的固定模式。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是否安全，有没有人管教孩子不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没事。二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个价格，父母感觉“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工厂。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杨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没寄过钱。他在电话中告诉老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错。”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剩下的电器还有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叫来自己的亲戚，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更多钱。

黎某龙是家里老二，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好，还得了奖状，希望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一个人吃午饭，从来没见她吃过肉。”熊女士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发烧，还晕倒了，我借给她100元，让她去看病。”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黎某龙一家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一个月能干上三五天就不错了。”

46岁的杨某妹只能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给孩子看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曾到贵阳做手术，花了5000多元。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孩子念幼儿园时，半年需3000多元，他们勉强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孩子需要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分别需要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黎某龙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话。电话中，黎某龙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同意了。

“没办法，

要不就要饿肚子”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记者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声。

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工。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说。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不多，但“还是得花钱”。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部分乡亲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至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人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却没有人说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中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