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布了两区四县的四套领导班子共152名官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据资料显示，利用媒体平台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不止四川眉山，长沙、河北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公布过。这一举措在各地落实过程中都引发过热议。（据《京华时报》）

聆听民意

要打通的不只是官员手机

某报曾用4个版面公布了市委书记、市长、市直各部门党政官员的电话，后因领导班子换届、调任两次更新。每次报纸刊登官员电话，都会被市民抢购一空，由此可以推知官员手机的繁忙和热度。说到底，这种热度表达了一种集体判断：直接找“大领导”要比进公门办事管用，非常规手段要比常规机制有效，越级上访要比遵循程序灵验。那么，是不是更应在公布主要干部手机号之外，深入考察一下公安、信访、劳动监察等负责回应社会诉求部门的日常履责情况？

（京华时报）

有事找领导

不是政务公开的最好办法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不是不可以，但要做好政务公开却不能止于此，更要看看其他的政务沟通是否真正做好了。若民众对领导手机号码的需求依然强烈，只能说明常规性的政务公开与沟通机制，依然不够健全。何况，官员的办公电话确实应该公开，但个人手机号码，毕竟在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界定上仍有模糊，是否应当一并公开，也还存在着争议。

（中国青年报）

公布干部手机号

不如制度更科学

领导与管理，本身是一种层级化机制。领导直接处理群众诉求若成为日常化职责，等于取消了层级管理，于行政治理来说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的。越俎代庖、事必躬亲的领导方式也许在某一时刻、某一问题上能够显现出立竿见影之效，但长久下去必然会导致制度的弱化。这不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天天接听群众关于个人诉求甚至是告状的电话，或是充当“传达员”，哪个领导能吃得消？不科学的“制度安排”，最终必然走不下去。（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