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由介词‘和’（with）而非‘之一’（of）表达的——我们和他们，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1953年，丘吉尔如是说。

上帝创造英国，似乎就是为了给欧洲找别扭。

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成立，英国曾两次申请加入，均被戴高乐拒绝；好容易熬到戴高乐下台，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可1975年英国人便就脱离欧共体举行了公投，好在那次67.2%的投票者反对“脱欧”……可以说，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始终是个异数。

问题关键在于英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全球大国，它与欧洲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双方是对等和并列的关系。

在英国人看来，如果将英国贬低为欧洲诸国中的一个，它的历史、传统、文化与骄傲将彻底崩溃，而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局面。

可以从以下6本书中，读懂英国与欧洲之间的种种纠结。

大分流之外还有小分流

所谓大分流，是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最早提出的概念。他发现，在500年前，东西方文明彼此相差无几，东方甚至还略有胜出，真正的分流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双方差距突然拉大。

是什么导致这场大分流？彭慕兰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长三角、珠三角，而这些地方缺乏煤炭，受郑和大航海影响，附近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这使“江南道路”遭遇严峻的资源瓶颈，而英格兰的优势在于那里有大量的、廉价的煤炭资源。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瓦特蒸汽机面世后，法国、德国均大力引进，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瓦特蒸汽机耗煤惊人，成本太高，还不如用人来干活，而英国则无此虞，故能大量配置，这使其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

但，彭慕兰的说法解释不了1840年后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之路上的差距，为何日本能突破资源瓶颈，而中国却不行？试图用“客观原因”“只能如此”来阐释历史，说服力似乎不够。

而范赞登则在书中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小分流”的概念，即：同样是欧洲，东西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发展失衡，甚至在西欧，拉丁国家与北海国家之间也非齐头并进。

那么，这个小分流是如何产生的呢？

可以看到，北海国家（以英国、荷兰、比利时为主）贷款利率早在14世纪就已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人们获得资本的成本更低，而从平均工资看，北海国家亦占明显优势。

一般认为，这可能拜“黑死病”所赐，大量欧洲人病死，人力资本腾贵，这就有了用资本密集型经济替代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可能。可问题是，拉丁国家、东欧也经历了“黑死病”，为什么这些国家就没能完成这个转型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北海国家更早承认私人产权，致农奴制基本解体，当人力匮乏时，北海国家无法廉价组织起生产力，只能大量购买东欧粮食。而东欧、拉丁国家尚未承认私人产权，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农奴，可以很廉价地将他们集中起来大量生产，以从北海国家消费者手中赚取更多钞票。

其实，北海国家与东欧之间制度只有微殊，但“黑死病”将各方优缺点统统夸大了，结果北海国家、东欧、拉丁国家不得不沿着自己各自的习惯路径前行，最终造成了小分流的事实。

资金密集，则北海国家更愿投资人力，到1500年时，英国与荷兰乡村人的识字率已将近一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们15岁左右便结婚时，北海国家结婚年龄却推迟到30岁左右，所以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被同步增长的人口所淹没。

范赞登点出了北海国家率先走进现代化的关键——制度优势+长期积累，而这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过程。

英国为何能走在前面

那么，为何欧洲不学习英国的制度呢？这岂不是一劳永逸的方便法门？问题在于：欧洲根本学不了。

正如《上帝与黄金》中那个童话诗所写的：海狮邀请牡蛎去沙滩散步，它讲了许多风景优美、有利健康之类的话，牡蛎信以为真，结果它一走上沙滩，就被别人吃掉了。

海狮有海狮的办法，可这个办法套不到牡蛎身上，而事实给别的牡蛎留下深刻印象：海狮在忽悠我们，它所谓的制度优势其实是一个圈套。

欧洲未选择英国道路，因为它被“赢家的诅咒”所套牢，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特大金矿，由此获得惊人财富，西班牙人没必要改革制度，相反，要提高挖掘效率，只能对工人更苛刻、更残忍，越简单、越粗暴的制度，效果越好。

西班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是人类史上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可西班牙人所到之处只留下贫穷、奴役、专制，而英国人所到之处却相对好得多，至少呈现出一定的持续发展的可能。

并不是英国人更聪明，而是西班牙人抢到了最好的资源，而这资源却反过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英国人抢到的殖民地质量相对差，只能通过开发来盈利，而想开发，就要承认产权，就要激励每个参与者。一个是以黄金为宝，一个是以人为宝，结果自然不同。

西班牙人在美洲找到了黄金，英国人也找到了自己的黄金。在英法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法国贵族却将私人财产偷偷存入英国银行，其实英国银行利息只有法国的50%，但法国贵族们知道，那些能把权力放入笼中的社会才更安全，于是，法国宝贵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到敌国手中。

黄金多，带来的纷争就会更多，面对日渐动荡的局面，欧洲不得不强化教会力量，试图用上帝来震慑躁动中的人心，可结果却迎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相比之下，英国人的办法更功利——离岸平衡手。

所谓离岸平衡手，就是欧陆谁强大，英国就联合其他弱国对付它，拿破仑独大时，英国与俄国结盟，俄国强大了，英国又和法国结盟，在欧洲大陆之外，英国反而掌握着博弈的主动权。英国人坚信，规则与均衡远比信仰更重要。如果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无情的革命，那么，诉诸玄而又玄的东西，远不如离岸平衡手那么实在。

因为有均衡，所以英国没有一家独大的团体，没有压倒一切的声音，所以当法国向欧洲输出革命时，英国能得以幸免。英国的思想者曾痛悔自己生活在一个犬儒时代，为了个人利益，人人选择沉默，可他们却忘了，如果没有这份脚踏实地的逐利精神，他们今天仍然有80%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依然会每5年遭遇一次饥荒。

产权重于黄金，实践高于信仰，英国为被各种魅惑所包裹的人类闯出了一条路。

大英帝国仍未终结

从当下来看，大英帝国似乎已辉煌不再，沉浸在旧日幻觉中毫无意义，英国目前就是欧洲的一个普通国家，可要想说服英国人同意这一点，恐怕难于登天。

在英国人看来，英国并未灭亡，而是正以某种形式再生，因为英语还在全球各地流行，英国人当年输出的制度仍在不同国家生根发芽。表面看，这些制度几无共同之处，但这也恰好体现出英式制度的特点——它能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去主动适应，从而实现效率、公平与秩序。在英国人看来，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英国化，如果英国被欧洲所埋没，则人类史将丧失一个进步的推力，未来的历史又将如何展开？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有三种主要模式：其一是不断扩大规模，这是传统、低效率、不可持续的增长；其二是斯密式增长，通过充分分工，达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斯密式增长存在其瓶颈，因为分工越充分，每个环节获得的收入就越少，这就很可能出现“内卷化”（又称过密化）的局面，这依然是不可持续的；其三是熊彼得式增长，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其实是一次“创造性破坏”，旧的技术被淘汰了，人们不得不使用新技术，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

然而，熊彼得式增长是有门槛的，它不会在所有社会中发生，“创造性破坏”难免出现失控、否定与动荡，在短期内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正如经济危机，没有人会喜欢它，但没有它，社会各阶层就会固化，革命性的技术也将胎死腹中。

即使是落后社会中也有天才的发明，可这些发明会迅速被邻居克隆，随着不断传播，人们已经忘掉它是谁做出来的了，大家都在免费享用其成果，发明家本人很难从中获利，而同样的发明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推出了无数个升级版，不同人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创意，不论是原创者还是革新者，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的那一份回报，最终该发明会越来越完善，直到被未来更好的所替代。

熊彼得式增长不仅需要宽容，更需要文化的支持，这文化承诺人人不同，却又足以将彼此联系起来，正如英国曾横跨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让各种各样的人们从这个平台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每个人的奋斗都在为它做出贡献。事实证明，英国式的氛围最适合熊彼得式增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英国能以弹丸之地变成拉动人类整体进步的火车头，而我们明天依然还需要这种文化。

只要现代性尚未凋谢，英国的历史仍会延续，既然是英国人创造出这一切，而非欧洲人，那么，英国人偶尔脱个欧玩玩，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