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了，考生们提前迎来了漫长的暑假。最多再过一两个星期，那些不参加高考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也会放暑假。惯例如此，年年如是。

年年放暑假，暑假是怎么来的呢？

旧式教育，学校不设“塾假”

有人说，暑假源于私塾。古代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在私塾里读书的小朋友怕热，老师也怕热，为了避免在课堂上中暑，就得给大家放假。由于这种假期是私塾放的，所以叫“塾假”，后来以讹传讹，就演变成了“暑假”。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惜不符合史实。

古代稍大一些的私塾，一般都制定了学规，也就是学生守则，其中一部分学规留存至今，在现代图书馆里可以读到，例如《社学要略》《义学条约》《村塾条规》《家塾规例》《家塾常仪》等等。这些学规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最晚的一份出于民国，不过无论时代早晚，没有任何一份学规曾经提到放暑假的规定。

古代中国学校发达，除了私塾，还有书院以及官办的县学、州学、府学、太学和国子学。后面这些学校也大多定有学规，如宋仁宗时的《京兆府小学规》、宋神宗时的《并州学规》、宋理宗时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宋孝宗时的《会稽学规》和《丽泽书院规约》以及元朝的《庙学典礼》、明朝的《太学志》、清朝的《岳麓书院规约》，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创办新式学堂时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等等，都不曾提到放暑假。

1905年，教育改革家严范孙先生批判中国的旧式教育，说了这么一段话：“往者学校未兴，吾国儿童无毕业之期，无寒暑之休，无实验之法，无体操之训。”过去新式学校尚未兴起，我国儿童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教育，没有毕业年限，没有科学实验，没有体育课程，也没有寒假和暑假。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学校里是没有暑假的。

老师如果放暑假，家长可以扣工资

古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之心，常在酷暑之时下诏让工匠休假，但为时一般都很短。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夏天诏令：“令在京工役休假三日。”宋哲宗元祐四年夏天诏令：“自今遇酷暑天气，一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天气最热的时候，允许工人放几天假。

工匠耐不得酷暑，在学堂里念书的孩子自然更加扛不住，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每当热到受不了的时候，私塾先生停止授课，让学生们休息几天。

但是古时候也有一些非常变态的家长，他们不懂教育规律，不懂孩子心理，误以为学习时间越长越好，一放假就会耽误孩子成绩，于是禁止先生给自家孩子放假，不管天气多热都不许。例如制定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一份《义学条规》专门写道：“长不辍耕，幼不辍读，暑日休务者，薄其饩廪。”大人到了夏天不能停止劳动，小孩到了夏天也不能停止上学，私塾先生如果胆敢给小朋友们放暑假，家长可以扣他的工资。

那是不是古代的学生一年到头都没有假期呢？当然不是，在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候，无论是私塾、书院，还是县学、州学，都是要放一放假的。以北宋后期为例，每逢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冬至，以及每年的春社日和秋社日，绝大多数私塾都会放假，假期少则一天，多则一个月。但是在这些假期里面是不包括暑假的。

曾经也有人将唐朝的田假和授衣假当成暑假，其实也很不靠谱。按《新唐书·选举志》：“（国子学）旬给假一日……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国子学是唐朝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只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就读，这所学校每十天过一个周末，到了五月和九月再分别放一个月的田假和一个月的授衣假。田假和授衣假是为了让学生参加劳动而设置的假期，近似于现在某些农村小学所放的“农忙假”，跟暑假扯不上关系。

暑假是个舶来品，始于清朝末年

既然古代没有暑假，那暑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答案是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将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也把欧美等国放暑假的习惯带了进来。出生于清朝末年的翻译家穆木天先生读过私塾，也读过教会学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教会学校放暑假、寒假和圣诞假，这在旧式学堂里是没有的，所以备感新鲜。”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幼年也是在私塾就读，后来考入杭州的一所教会中学，他说他在中学度过了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个暑假，那一年是光绪三十二年。

一方面是教会学校刮来了新风，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人出国考察新式教育，将体育课、实验课、学期制和寒暑假制度一起搬运回国。大约从1903年开始，清廷创办的新式学堂里渐渐也出现了放暑假的现象。

不过从清末到民国，新式学校与传统私塾一直并存，后者坚持不放暑假，所以直到上世纪30代国民党政府完成对私塾的强制性改革以后，暑假才在中国所有学校里普及。

民国时的暑假补习班，生意兴隆

1928年，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南京国民政府起草教育法，第一次将暑假写进了法律，他将小学暑假定为45天，将中学暑假定为50天，将大学暑假定为60天——学生年龄越小，暑假时间越短。估计蔡元培先生担心小孩子记得快、忘得也快，暑假放得长了，会把上学期学的东西忘光。

为了在暑假里保持或者提高孩子的成绩，一些家长会给孩子报补习班，所以民国时期的暑期补习班就跟现在一样生意兴隆。1922年9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评论文章《商品化的暑期学校》，这篇文章提到南京的一个补习班，竟然能在那年暑假收到1200名学生，每名学生收三块大洋的补习费，另加三块大洋的住宿费、伙食费、门锁费、证书费。

1946年6月，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学生还没有放假回家，校方就以“为使各宿舍免于被军队占用”为由，提前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办起了暑假补习班。这说明办补习班的利润一定是很可观的。（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