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南县是距离江苏连云港市区最远的县城，也许是较为偏僻的缘故，这里很少得到外界的关注。近日，一封实名举报信打破了小县城的平静。信中称，如今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一位亲历者透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仅灌南一县，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行政法专家认为，此类顶替学籍行为应区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替考，应在保持现有秩序稳定的原则下，对当事人、涉事学校的错误进行追究，并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实名举报

夫妻俩均冒用他人学籍高考

举报人名叫赵长江，是当地一家培训机构的老板。被举报的则是一对夫妻，丈夫孙大勇目前在灌南地税局工作，而妻子汪昌梅则为灌南高级中学的在编教师。

据了解，赵长江和汪昌梅曾经在同一所学校共过事。今年年初，两人因为一些小事产生冲突，后矛盾一度加剧，甚至闹上了法庭。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开始一直叫他程大哥，后来才知道地税局的人都叫他孙大勇。但是他儿子却姓程，一家三口怎么会有3种不同的姓呢？我感觉到蹊跷，就找人查了一下，发现不对劲，所以就举报了。”赵长江说，就在他和汪昌梅夫妻的矛盾一度恶化的情况下，他突然从同学处得知，孙大勇一家三口有3种不同的姓。

进一步查询后，赵长江发现了更大的秘密，汪昌梅和孙大勇实际上并非两人的真实姓名，“孙大勇真名叫程如法，他爱人汪昌梅的真名叫顾春丽”。

在进一步调查中，赵长江获悉，孙大勇一家之所以会出现奇怪的3姓现状，主要是因为20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考大学时冒用了他人学籍。得知这一情况后，赵长江随即在网上发布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这封题为“连云港灌南县地税工作人员、灌南中学教师顶替他人学籍升学”的实名举报信彻底打乱了孙大勇夫妇的生活，举报信称，汪昌梅和孙大勇，皆非本人真实姓名，二人均是冒用了他人学籍上的大学，其中汪昌梅原名叫顾春丽，孙大勇原名叫程如法，两人的孩子就姓程，举报信也详细列出了二人户籍所在地，并称冒名之事在二人的亲戚和邻居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调查

当事者称是学校让其改名

6月15日，记者找到了汪昌梅的老家。顾春丽的父亲向记者证实，目前在县城教书的“汪昌梅”确实就是自己的女儿顾春丽，女婿的真名也不叫孙大勇。不过，老人并不清楚顶替学籍的事情，他们只知道，女儿顾春丽先后两年参加高考，第二年考中大学，他们是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才知道，女儿的名字被改成了“汪昌梅”。

按照顾春丽父母的说法，顾春丽高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灌南县最好的中学。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高招录取率很低，在第一年的高考中，顾春丽未能如愿录取。“当时校长上家里来，动员她到白皂去复读。”为了让女儿回到乡镇中学读书，学校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免除了顾春丽的学杂费。

6月16日，顾春丽夫妇向记者承认高考顶替他人学籍一事，不过，据顾春丽介绍，因家庭贫困，在白皂中学（当时的名称）领导的动员之下，她最终回到老家复读。顾春丽清楚地记得，高考前夕，学校老师曾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上面的名字就是“汪昌梅”。

“我问老师，老师说，就按照这样写，以后还能改回来。”顾春丽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年龄较小，她并不知道顶替了他人学籍后，就无法再改回原来的名字，这意味着她要一辈子过改名换姓的生活。

程如法所遭遇的情况与妻子相同，1992年高考失利后，他选择了复读，也正是在复读那一年，他被学校要求改名“孙大勇”。

“我预考的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分，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顾春丽坦言，当年确实曾听说复读生参加高考，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不少，但因为成绩非常优秀，他们并非最终的获利者。

知情人估算至少千人顶替学籍

顾春丽和程如法虽然同为灌南县人，但两人老家并不在一个地方，上学时期也并无交集。直到两人相熟、恋爱之后，程如法才知道妻子也和自己一样，都因为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而过起了化名生活。

程如法夫妇介绍，像他们一样顶替别人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的灌南县较为普遍，光1993年的白皂中学，就至少有四五个类似的情况。而整个灌南县当时共有20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学，再加上县城中学，当年究竟有多少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根本无法算清楚。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灌南县部分化名高考考生名单，其中多人在当地机关单位任职，不少人已身居校长、副校长要职。

6月17日，根据这份名单，记者辗转联系了部分亲历者。现任灌南县某中学副校长的杨某就是其中一例，据他坦言，参加高考时，本姓苗的他因顶替他人学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好在改后的名字与母亲同姓，回城参加工作后，他到当地公安机关将原来的名字改成了曾用名。

名单上的很多人不再愿意提及过去的事情，据杨某估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光灌南一个小县城，就至少有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高考。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已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原因解析

高分学生为何冒用学籍？ 预考制度拦住大部分往届生

顶替学籍和顶替高考成绩不同，顾春丽等人虽然用了别人的学籍，但仍然需要自己参加高考，最终也是通过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大学。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在当时的法律下，顶替学籍是明显的违法举动，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冒险干这样的事情呢？

顾春丽当时的校长汤某江（化名）表示，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情况，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情况。”

据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程如法、顾春丽夫妻假冒学籍的事情遭人举报后，当地纪委也曾介入调查，并向媒体回应了相关调查情况。据了解， 顾春丽夫妇假冒学籍事件发生时，灌南县还属于原淮阴市辖区（现淮安市），而灌南县纪委从淮安市教育局调出的高招文件显示，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是25%，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某等人的说法。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远不止灌南县一个地方。“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山东潍坊市昌乐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王立庆介绍，他身边也有不少人被复读生预考不平等分数线“逼”上了“冒用学籍”的路。此外，如今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王志峰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据他介绍，为了能考上大学，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采取了顶替学籍这种特殊手段。

谁该为顶替学籍行为担责？

不同于替考 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记者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发现，早在1980年，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实际上，早在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高考预考属于特定制度的产物，有些不合理的地方，限制了人们的一些机会，在此情况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行为，类似于‘投机倒把’，应区别于法律意义上的替考行为。因为在这类事件中，学校也是有责任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端洪教授对记者表示。

陈端洪建议，应在保持现有秩序稳定的原则下，对当事人、涉事学校的错误进行追究，分析各方应分别承担哪些责任，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