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中俄文两版首发式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很多资料都是首次问世。文献首次披露了苏联当年送还中国52册《永乐大典》的过程，这又勾起了我们对《永乐大典》这部类书巨著的沉重记忆。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编纂成书的最大百科全书。它由当时的内阁首辅解缙领衔总编，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历时6年（1403年-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

《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字数约3.7亿字。《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即使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6亿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却遭遇了空前的浩劫，几乎丧失殆尽，到今天仅存不到原书的4%，令人唏嘘叹息、痛心疾首！

美丽的《永乐大典》

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册完整的《永乐大典》都是精美的工艺品，它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应该是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开本宏大，很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每册《永乐大典》约有50页。书页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来有淡淡书香，十分考究和美观。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

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永乐大典》的3.7亿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这么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

《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

《永乐大典》中的插图，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了。

翻到《永乐大典》的最后一页，能够看到空白页上的几行细密小字，这是历代官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格式，记载抄写者、圈点者和校验者的职名。永乐年间清抄《永乐大典》时有严格的责任制度，早进晚出，不允许雇人代写。某页如有抄写差错，发纸另写，不论抄多少遍，只算一页。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都没有，说明了当时责任制度的严格，也保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抄写质量。

遭劫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深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决定重录这一浩瀚巨著，他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拔出109位善书人，负责缮写。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页，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抄好的副本被放置在新建的皇史宬。

《永乐大典》被重录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不知什么原因，永乐正本更下落不明。以历史记载详实著称的中国，怎么会连这样大的一部重要典籍的下落都没有记载？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遇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至今还是一大悬案，有待史学家进一步研究考证。

《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副本到了清代也有所散失。副本共有11095册，明嘉靖后一直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移入翰林院。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时曾对《永乐大典》实存册数作过详细统计：《永乐大典》全书11095册，当时还剩9881册，佚去1214册。

《永乐大典》比较大规模地陆续散出，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的。据时任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载：“咸丰庚申（1860年）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永乐大典》）遂渐渐遗失。”而《永乐大典》散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利欲熏心的官吏监守自盗。桐城派作家萧穆在其《敬孚类稿》卷9《书记·记〈永乐大典〉》中记载，偷到《永乐大典》后，多以十两银子一册卖给外国人。显然洋人的需求也是《永乐大典》被盗的主要原因。

如此被盗成风，《永乐大典》岂能有好？清光绪元年（1875年），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只剩下不及5000册。光绪二年（1876年），《永乐大典》只剩下3000余册。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在翰林院敬一亭中亲手翻阅过的《永乐大典》有九百余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乐大典》最后的厄运降临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东交民巷比邻的翰林院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时，为了攻击使馆，围攻者采用了火攻之术。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成了火攻的阵地，而其间珍藏《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焚毁，《永乐大典》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幸存的残本也被侵略者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被劫掠的《永乐大典》运往英、美、法、日、俄等国，流散世界各地。

皇皇巨著，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一万多册大书，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目前存世的仅有400余册，还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收藏机构，令人慨叹不已！

如今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遭遇劫掠和焚毁后，翰林院仅剩64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

在此之后，《永乐大典》聚散离合的过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于上海的古籍安全遭到威胁，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今，在国家图书馆专门为存放《永乐大典》定做的楠木书柜中，还为这60册《大典》预留了位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此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名人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从1912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已拥有222册（含现存台湾的62册），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这些珍藏是由政府拨交、重视文化遗产的有识之士捐赠私藏、国际友人的友好赠还和几代图书馆人奔走寻访汇聚而成的。最近一次第222册的入藏是在2013年。

《永乐大典》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房内专为其定做的楠木书柜中，保存环境良好，同时，还组织了专业修复力量对其进行了修复，修复时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基本完整地保留了《永乐大典》成书时的原始风貌和特点，从而保证其资料价值和文物价值未因修复而受损。

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如今数字图书时代已经到来，相信随着影印版和电子版的推广应用，会使剩余的《永乐大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