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于6月1日早晨逝世。

已经怕了，对于这样的消息：京剧“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去世。

然而又能如何呢，先生们都老了。王玉田、吴素秋、梅葆玖、李世济、王金璐，都在2016年上半年先后离世，单就人才结构而言，这一年是梨园行的“大败局”，这一次是输给了无法对抗的时间。

因为坚韧的精神、卓绝的技艺，王金璐被诸多戏迷称为“最帅的男人”“真正的男神”。摔坏过脊椎，腰部韧带大面积撕裂，竟然不可思议地重返舞台；白发苍苍，还能把腿高抬过额。

这样的人，以后还会有吗？这一问，恐怕也是大部分老先生们的遗憾之问。

学戏是为了吃一口好饭

央视纪录片《粉墨人生》，第一集就是专门介绍王金璐先生。面对镜头，说起学戏时的艰苦，当时93岁的他老泪纵横。

1931年，王金璐12岁，进入新式科班学戏。因为戏子是“下九流”，病榻上的母亲气得摔了杯子。星期天是家长探视日，去看王金璐的是捡破烂的干爹，给他带的“好东西”就是一毛钱一大包的点心渣子。

“拿点心渣子当好吃的……”老人家再也无法控制情绪，“您别问我这个，说不下去。”

当时的王金璐，志向就是“学好戏，当好角儿，吃香的喝辣的”。这就是他学戏的目的，其实也是那一代的梨园前辈们普遍的出发点。今天因为尊敬，人们对京剧大师们的过去进行了过度包装，但都属于事后的精神赋予。今天倘若和一些专业的京剧演员谈起为何要学习京剧，了解京剧，欣赏京剧，马上就会有一堆大词飞过来：国粹，博大精深，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可惜大词不能当饭吃。

王金璐演的第一出武戏，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那时科班的老师跟学生们的约定是：演好了，一人20个包子；演不好，一人20下板子。不得不说，那个时代京剧的样貌，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学戏，第一，可以吃上饭，第二，天地广阔，说不定还能吃上一口好饭。

新中国建立以后，京剧还曾延续了十几年的繁荣期，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进入了凋敝期，传统戏甚至禁止演出，老艺术家们销声匿迹。从娱乐变成“国粹”、从吃饭的技艺变成“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的过程，就是京剧从主流大众文化变成一种亚文化的过程。

观众是京剧繁荣的根基

边缘化的过程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呢？在不理智的年代，传统戏不准演，无疑首先发出了致命一击。

改革开放前，王金璐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59年，河北邢台，由于工作人员操作机关失误，王金璐被摔成重伤，脊柱变形，腰部韧带大面积撕裂，医生宣布他再也不可能重返舞台。

此时，演戏之于王金璐除了是谋生的工具外，早已成为了他热爱的事业。精神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他从连弯腰都有困难开始，用了2年多的时间锻炼，竟然奇迹般地恢复。

然而恢复之后已无戏可演，王金璐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与夫人李墨璎先生坚持无声地练习，行话叫“默戏”，十几年来一刻不曾放松。当1978年传统戏开放，文化部让艺术家们报戏的时候，王金璐报上去的是高难度的《挑滑车》，震惊众人。后来的演出非常圆满，人们都说，“武生泰斗”王金璐风采再现。

尽管艺术家们努力重整旗鼓，但十几年不演戏的打击，真正的重创在于观众。十几年足以成长起一代新人，他们的成长期缺少丰富的剧目熏陶，欣赏能力已经几近断绝。而缺乏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的可直接了解性”的京剧，又很难让观众“一见钟情”。

我们发现，老一辈艺术家们身上一个共同点——特别在意观众的反映，把观众当成衣食父母。这一点很重要。王金璐为了“吃饭”而学戏的时代，是一个“名角挑班”、观众说话的时代，观众就是市场。而京剧得以再次以完全面目呈现的时候，它已经被“圈养”起来，自由度欠缺，排什么戏、让谁来演，常常围绕着体制内的奖项和“政绩”在运转。一些京剧团并不缺钱，只是钱没有用在演员和观众身上，而用在了门面上。这种资源配资方式，付出了巨大机会成本，一次次错过了争取观众的时机。而为了引起注意，一些戏耗资大，讲排场，但往往演了几场就偃旗息鼓。

收入低下与人才缺乏互为因果

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京剧市场的萎缩”这一问题，每一个人所做的回答都可能是片面的，最没有犯错风险的说法是，京剧和许多传统文化、习俗、工艺、语言一样，都在逐渐丧失繁荣乃至存活的社会条件。当代，简明直接的大众文化成为人们部分摆脱孤立感的一个重要纽带，而高欣赏门槛的京剧，的确无力承担这一功能。

动画电影《麦兜响当当》里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麦仲肥”在古代就发明了电话，但是因为没有电，所以他的电话到死也没响过。这就像一个寓言：东西是好东西，但没有与社会连为一体的通路，难免成为一个摆设。

一部烂电影，可以让一桌子陌生人热闹起来，但一台再出色的京剧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改革呼声四起，人们希望把这种社会纽带功能改出来。至于改了之后还是不是京剧，倒也不必担心。有能耐赢得观众，塑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也不是坏事。然而无论怎么改，京剧人的充分自主和对结果完全负责恐怕都绕不过去。

“放养”对于从业者有极大的风险，也曾有京剧名角儿尝试过，最终失败回到原点。但没有“放养”，即便有足够的意愿维持京剧的存续，也无法解决一般京剧人收入无法跟上社会平均水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变得日益致命。

还记得十几年前，在现场看于魁智录制节目，说起帮剧团管行头的老师收入之低下，于魁智几乎落泪。相比老一辈，这个行业的劳动的边际收益早已递减，对于王金璐先生这一代而言，从窝头到白面馒头算得上质的飞跃，而在今天，学戏的付出与收入太不相称，甚至让人不可忍受。

收入低下与人才缺乏互为因果。一方面，包括王金璐先生在内的老艺术家们，一直在忧虑京剧的后继乏人。他们先是在青少年时代被生计问题逼成了一个大师，随后又在晚年被传承问题逼成了一个悲情的理想主义者。

另一方面，京剧的演出水平在下降。前段时间看了一台“改良”过的梅派折子戏，演员一开腔就让人心里凉了半截，几处关键的下腰也不到位。这与王金璐先生年近八十演出《挑滑车》仍然不折不扣地“摔僵尸”比起来，后辈当知汗颜。

现在，王金璐先生去了，武生泰斗的气度和风范，恐怕将来也不再有了。

（李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