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是诗经中的句子，1930年出生在浙江温州的屠呦呦被父亲取此名字，又在85年后因为青蒿素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看来，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A 从电视新闻中知道自己获诺奖

10月6日16时，回忆一天前发生的事，屠呦呦表示，当时家里没人，没有接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后来还是同事告诉了她获奖的消息。因为是英文播报，同事略有迟疑，随后屠呦呦在电视新闻中最终确认了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到了19点多，屠呦呦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诺奖委员会官方的电话才姗姗来迟。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自己当晚一夜未眠。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

“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获奖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关于获奖奖金将如何使用？面对记者的问题，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

B 遭遇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191次试验后发现有效成分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之前在电话中沟通时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试验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试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用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C 大半生献给了青蒿素研究 用身体做实验导致肝中毒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晚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