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其人

近日，纪念抗战主题出版优秀图书奖获奖名单正式出炉。根据专家评审与网上投票，在百余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图书中，《八路军口述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拉贝日记》《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等10本抗战题材的书获正式奖，《抗战将领殉国录》《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等10本书获提名奖。其中，由德国人约翰·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拉贝日记》，被认为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拉贝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11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本来能赶在日本人来之前逃离南京的，但为了保护他的职员，他选择留在南京。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拉贝任委员会主席。这个安全区约3.86平方公里，用于收容来不及撤退的难民。安全区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

拉贝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幻想由希特勒来制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50年1月拉贝去世，享年67岁。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1997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

■调查记录日本士兵暴行

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神学院位于耶鲁校园最北端一处静谧街区，学院图书馆的特别馆藏室中，保存着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逐日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前后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后的资料长达2460页。耶鲁大学这间特藏室中便珍藏着《拉贝日记》德文原版的足本。在创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期间，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曾一度扎进这间特别馆藏室整日进行调研，最终成为让《拉贝日记》等公之于世的关键人物。

《拉贝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校对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抗议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态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一至四百二十六。

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为六十三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十七名妇女，其中两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此外，在拉贝的日记和给日方的信中还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如在12月18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同一信中对所附相片的说明词中，拉贝写道：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由于这些抗议信都是写给日方，作为暴行例证，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所以拉贝他们十分慎重，其中许多暴行是他们亲见亲历的。拉贝等还与部分被害者亲自谈过话，因此，他们才敢于在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的”。

■内部文件是史料和证据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很多是内部文件，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和证据的价值，其中有几篇是德国人写的，尤其值得注意。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1938年1月1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森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罗森向上级坦陈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变化过程：南京的外国人本来指望，“随着日军的到来，和平和繁荣也随之恢复”，“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但实际却相反，日军的暴行使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罗森说：“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

另一篇题为《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长篇报告是另一个德国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工程师克勒格尔于1938年1月13日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军的大量暴行：抢掠难民的粮食、棉被、衣物、手表、手镯等等，被抢的人“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杀戮……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日本士兵“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截至今天，全城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在几天中估计有五千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克勒格尔有一天“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事实迫使日本人承认暴行

拉贝等常用“罄竹难书”“不胜枚举”一类的词来形容日军的暴行。在他们写给日方的抗议信中，一再说明：这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清单是不完整的。确实，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拉贝他们所列举的只能是少数人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难民区及其附近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而日军在南京各地进行的大屠杀，以及各慈善团体埋尸的全面情况，他们就看不到，也没有条件进行观察和记录了。

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害我同胞达三十万人以上，留下的几十万具尸体是最有力的证据。据记载，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共掩埋十八万五千具尸体；盛世征等私人共掩埋三万五千具尸体；伪政权共掩埋六千余具尸体。日军为掩盖暴行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入长江。据当时任日军少佐的战俘太田寿男供认，他和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八百士兵、十辆汽车和三十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他们二人带领处理的尸体共约十万具，另估计其他部队投江的尸体约有五万具。在大量事实面前，当时少数日本官员不得不承认暴行的存在。一个日军少佐向拉贝坦陈自己的心态说，他原本是不承认日军有暴行的，但此次目睹这些罪行以后，他相信拉贝他们在抗议信中写的暴行是事实。

（综合）

《拉贝日记》摘录：

一晚上仅安全区就有1000名女性被强奸

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着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这下洛伦茨肯定要“高兴”了。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草草地抛在沟里……

（该日记写于1937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