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纪念活动，一位身在宝岛台湾的抗战老兵通过鹰城友人了解到这一盛况后，为祖国的繁荣和强大由衷感到自豪。

他就是97岁的河南平顶山籍抗战老兵陶士君。抗战期间，他的突出贡献是成功策反了当时在平顶山境内由日军控制的傀儡部队“皇协军”1万余人，使其转化为抗日武装。

今年七八月间，他通过书信向平顶山的友人张先生透露了这段历史。近日，在张先生的牵线下，陶士君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这段往事。

“9月3日，我在香港参加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老兵一起共同追忆了那段岁月。从1989年起到现在，我每年都回平顶山探亲，看到祖国和家乡面貌变化巨大，我感到很欣慰。”9月4日上午，电话彼端的陶士君乡音未改，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从军救国救济灾民

陶士君原籍宝丰县肖王庄（今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街道王庄村），幼年时家境贫苦，读过两年半的私塾，后进入王庄小学插班3年级，读了1年便因缴不起学费失学。14岁时，他到叶县一个中药店当学徒，每天早起晚睡，连工钱也没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岁的陶士君毅然从军报国，进入国民政府军政部34兵站医院，当年被保送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充任司药宫。1940年夏，该医院由洛宁开往太行山麓济源驻扎，他被转调到第31集团军总部（总司令为汤恩伯）担任干事。

其后两年，河南地区大旱，蝗虫为害，粮价上涨，少数富人屯粮惜售，严重动摇民心、军心，粮价更加飞涨。

这一时期，陶士君奉命密查大户屯粮，使得许多富人大户纷纷出售余粮，粮食市价由此下跌，惠及灾民，深受地方百姓赞许。

1943年，河南旱灾严重，进入隆冬季节，鉴于总部驻扎地区需要特别救济，驻军决定在总部附近村庄范围开仓赈灾。负责承办赈灾事宜的陶士君将1万公斤麦子运到肖王庄，采取“以借代赈”的方式无息贷给各户，约定来年麦收时再行归还，此举使得村民度过了灾荒。

毅然领命密筹策反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中会战（又称豫湘桂战役），集中4个师团、4个独立旅、1个战车团及1个骑兵团，由冈村宁次指挥，企图打通平汉铁路（由卢沟桥至汉口）南段。

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分布在平汉铁路沿线及两侧重要城市。4月19日，驻守郑州并非正规军的国民革命军暂编15军被击溃，军长刘昌义以下官兵不知去向。在广大平原上上作战，各部队无险可守，行军速度又缓，难以相互策应支援，只得被迫向伏牛山区转移，以期与日军持久周旋。

豫中会战结束后，河南大部分土地沦陷日军之手，宝丰、鲁山等地的青壮游民纷纷组织起来，凡拥有枪械1000支以上者皆自称司令，人数共有万余之众，流窜于中日两军间的真空地带，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日军在占领区成立“维持会”，采取怀柔政策，将这些无所归依的民间武装一万多人收编为“皇协军”。

那时国民党部驻扎西峡口清油河，在南召设了一个指挥所，由参谋长宋涛担任所主任，准备对一万多人的“皇协军”进行策反或将其改组成抗日游击队。宋涛等经过研究商议，认为陶士君是当地人，最适合前往策反。

宋涛写了一封信命陶士君先去找时任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一路司令的高侠轩，研讨具体策反计划。

1944年夏，陶士君到平顶山“太平煤矿”拜见高侠轩。所谓煤矿只是幌子，实际就是游击队指挥部。陶士君向高侠轩说明来意，递上宋涛参谋长的信。

“策反工作极为危险，不可冒险行事。”高侠轩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陶士君说。

高侠轩见陶士君勇气百倍，便告知“皇协军”的番号是“河南省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为王定南，下辖5个纵队，5个纵队的司令分别为卢克山、李文、李智文、王凤山、刘新五。

高侠轩还告诉陶士君，第3纵队司令李智文（仅一只眼睛，绰号“独眼龙”）是他的朋友，并当即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陶士君，让他去找李智文，并一再嘱咐小心谨慎，不可轻易暴露身份。

深入虎穴攻心为上

就这样，在两名随从的陪同下，陶士君进入了“河南省人民自卫军”第3纵队所在地。李智文见信后当即招待吃饭，并赠送陶士君的两名随从银元各1枚，将他们遣送回家。

李智文问陶士君过去在何处做事，陶士君毫不隐瞒地说：“我在31集团军总部担任少校干事。”李智文又问陶士君为何没有归队，陶士君说：“因为身体不适，总部撤退时没有赶上。”

两人彼此就问起家乡亲属关系，陶士君的母亲姓李，与李智文是同宗同乡，因而两人攀扯成亲戚关系，李智文便很放心地任用陶士君为该纵队的参谋长。

这一万多人虽已有“番号”，可在老百姓眼里却是十足的土匪，若遇百姓所送粮草、木柴品质不佳，就将其揪起毒打，陶士君每遇见这种情况，就会上前干预，厉声制止。

经过深入相处，陶士君已经与李智文建立起无话不谈的感情。李智文问陶士君抗战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陶士君向其分析世界形势，称意大利等轴心国成员已投降，美苏联军已打进德国境内，断定日本战败是迟早的事，劝李智文早作打算。

李智文担心自己的部队被日军收编，如果日本战败，国民政府会把他当汉奸处理。李表示自己不愿当汉奸。陶士君趁机动员他赶快“弃暗投明”，才能解脱汉奸罪名。

“此事务必替我保密，请陶先生设法促成。”探听到李智文的意图后，陶士君趁机建议他尽快说服其他各纵队司令，一齐“弃暗投明”，李满口答应。凑巧那几天天空飞机声音特别大，三五成群地从上空飞过，李问陶士君“这是什么飞机”，陶士君告诉他说“这是美国B29空中堡垒，是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美国空军如此强大，难怪看不到日本飞机了。”李智文感叹道。

过了几天，李智文介绍陶士君去拜访第1纵队司令卢克山。卢克山短小精干，善于言谈，很有学问的样子，他第一句话就说：“陶先生，听说你对国内外局势很有见解，特向你领教领教。”陶士君就将对李智文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最后话头一转，说到大家未来的出路上。

一番话说得卢克山很是动容，连连点头表示愿说服其他司令相机行事。

陶士君利用“皇协军”第3纵队参谋长的身份，继续秘密向第1纵队的士兵进行思想宣传工作，士兵们纷纷期待“赶紧变天”。

成功策反大功告成

1944年中秋节前夕，“皇协军”总司令王定南召集各纵队司令和重要干部在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称接到日军命令“洛叶路两侧不准驻扎军队”，决定部队开往叶县以南地区驻扎，各部队即日出发，不得有误。说完，王定南询问大家有何意见。

在座者纷纷起立发言要求暂缓出发，理由是缺乏饷、粮、服装、弹药和办公费。王定南给予驳斥。有人大声说：“我们是军不是民，为何没有待遇？”王定南未作答复，即宣布散会。顿时秩序大乱，其中杨行队长箭步向前，首先发难，将王定南拦腰抱住，其余人一拥而上，将其日文翻译官和秘书共5人捆绑起来，押解到第3纵队。李智文立即召集各纵队司令和重要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投靠国民党中央军一事，并请中央军派来的陶士君讲话。众人纷纷鼓掌。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陶士君满怀兴奋，他站起来对着众人大声说：“我叫陶士君，是奉31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前来联络你们的，欢迎大家到南召归顺国民政府军，可以编为正规军，有编制，有装备，按阶发薪，一切都有保障，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然后陶士君向众人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必败的命运。

李智文接着说：“为预防发生意外，事不宜迟，应该赶快离开这里。”按照计划，第二天清晨，大队人马个个欢欢喜喜、浩浩荡荡向南召进发，百余不愿随行者脱队逃跑。王定南等则被绑着行进。

当天下午4时，部队到达南召边境，高侠轩率员迎接，见了王定南等即命松绑，并送他们到第31集团军总部发落。当晚即驻宿各村落民宅，按人数发给伙食费，中秋节发给犒赏金，“皇协军”看起来心情都很愉快，兴高采烈地过了中秋佳节。

接着就接到第一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命令，将这万余名“皇协军”编组为陆军新编第1补充兵训练处，由高侠轩少将担任处长，由陶士君担任上校参谋主任，准备编组成立正规部队。策反过来的“皇协军”官兵，从此分为两部分：能坐飞机者，编入中国远征军；不适合乘飞机者，就近拨入其他部队。

整编完毕，陶士君改任补充兵团团长，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政工大队长。

1944年底，13军由汤恩伯率领开往贵阳，收复独山，摧毁了日军进犯重庆的企图。然后，该军奉令整编，改为美式装备，准备大举向日寇反攻。

1945年春，国民党军开始大反攻。8月10日，13军接连克复柳州、桂林。当攻至梧州，将日军包围歼灭百余人后，迎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随后，13军奉命到广州过中秋节，并举行了入城式，受到广州民众热烈欢迎。

身在宝岛心系故园

国共内战结束后，陶士君去了台湾。在半个多世纪里，陶士君一直心系祖国大陆，挂念家乡，反对台独。自1989年起，他每年都至少回乡一次，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今年4月，陶士君老人第27次回乡探亲。27年里，他累计为家乡的王庄小学捐款200余万元。此外，陶士君还捐款修筑了王庄、肖庄等村庄的水泥路面工程和农田凿井灌溉工程。

陶士君老人生活非常简朴，现在靠退休金生活，手头并没有什么存款，老人为学校所捐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节衣缩食省出来的。

“家乡就是我的根，年龄越大，我就越想家，经常能回来看看，为家乡做点事，为孩子们做点事，我就很知足。”采访临近结束时，陶士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