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 禹舸/图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每当这首家喻户晓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在耳畔响起的时候，董绍仁老人的记忆之门就会打开，思绪也飞回70多年前的微山湖畔。

那时候，他只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发给他的军装裤子能把他整个人都装进去。但是，国仇家难将他推到抗日的烽火之中淬炼。如今，这位从微山湖上成长起来的抗战老兵，追忆当年的峥嵘岁月，用一句“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好好活着就好”来诠释自己当下的内心。

幼时讨过饭

旁听私塾识了字

听说董绍仁是一位抗战老兵，记者7月28日来到市区光明路南段老卫校家属院探访老人。从原市卫校副校长位置上离休的老人，居住在一套有些局促的普通三居室里，虽已年满87周岁，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声若洪钟。

1928年，董绍仁出生在山东邹县（现为邹城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说，小时候家里有2亩地，但打粮食太少，一年得缺半年粮。所以，一到青黄不接的冬春季节，他就跟着年龄和他差不多的童养媳嫂子外出讨饭。这个小嫂子是善良的母亲收养的一个孤女，小女孩七岁到他家，母亲本想着为哥哥养个童养媳，然而，年轻的哥哥后来死在抗日战场上，哥哥和嫂子最终未能完婚。

董绍仁虽然没上过学，但并非文盲。“小时候家里穷，别人上私塾的时候，我就站在窗户外面听。他们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我回家把哥哥的书找出来背，就这样认识了字。”他回忆说，自己一直旁听到《论语》。

14岁参加微山湖抗日武装

微山湖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境内，地处苏鲁边界，是全国著名的淡水湖之一。董绍仁家所在的邹县距离微山湖仅30多公里。

1938年，山东济宁被日军占领后，中共在微山湖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发展了铁道游击队、微山湖游击队等多支抗日武装力量。董绍仁说，微山湖上多芦苇、荷花，当年许多抗日武装都藏在芦苇荡里。

他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公开的身份是邹县至微山湖的投递员，实际是中共的地下通信员。哥哥比他大4岁，15岁就参加了抗日武装。后来哥哥在夏镇战斗中中弹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清楚地记得，1942年夏天，父亲把14岁的他送到了哥哥所在的湖西大队。这也是微山湖上的一支抗日武装，政委是冯起，队长是张文同，参谋长是步云庭。当时因为他太小，部队不收，可他赖着不走，直到第二年才开始算军龄。

“当时部队也没什么军装，只记得发给我的裤子比我整个人还高，只好改一改凑合着穿。”老人笑着用手比画着立起的裤子到自己的头顶上。

在微山湖抗日的日子，非常艰苦。老人说，那时候部队没啥吃的，队员们每天白天在湖上打鱼，夜里出来打日军或伪军。

“为了活着，一天三顿都是鱼，由于日本鬼子把食盐控制得很紧，鱼都是拿水煮煮就吃，连盐也没有。”老人说，就是那时候吃鱼吃伤了，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后，他两三年间再不吃鱼了。直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时，他在宁波吃面，发现里面有鱼片，由于是用作料调好的，吃起来很好吃，他才又开始吃鱼。

抗日根据地吃盐非常困难，有时候看到地上发白，就把土扫起来，滤出来一点“硝盐”来解馋。湖边潮湿蚊子多，队员们的身上被咬得疙瘩摞疙瘩，以致出现皮肤增生，就像牛皮癣一样。“想抹点药治治痒，哪儿有？只有就地取材，挖点荸荠擦一擦，不过效果还不错。”

他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湖西支队传唱的一首歌《打倒日本小娃娃》，“因为日本人个子低，所以叫他们小娃娃”，老人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熟练地背了下来：“好一个日本小娃娃，他力气小来人不大，打仗用上吃奶的劲儿，瞪眼咧嘴呲了牙，一心想亡我中华；好一个日本小娃娃，他的诡计真毒辣，出动打仗三年多，想了这法想那法，一心想亡我中华；汪精卫他丢了中国人的脸，现在有人想学他，我们不要受欺骗，我们不愿做牛马，打倒投降妥协派，赶走日本小娃娃。”当年抗日根据地编的抗日歌曲，他说，他还能唱出一二十首呢。

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

刚到湖西大队时，董绍仁年龄小，做的是勤务员、通信员。16岁时，也就是1944年，他被送到山东鲁南第一军分区，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参与打日本鬼子和伪军。

老人说：“当时八路军缺枪，很多人拿的是大刀片，发的枪也是我军制造的‘马管’枪，一枪只能打一发子弹。”后来，部队领导让他学医，于是他成了三团一个连的卫生员。

吊诡的是，他最初的医学知识竟是跟一个叫大高的日本医生学的。“大高是被我军俘虏的日本人，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人回忆说，当时部队里缺医少药，他的急救箱里经常只有三样东西：黄酱膏、红汞和碘酒。“这就是卫生员的三大宝，其余就是一些土布做的绷带。这些绷带用过了洗洗，还要重复使用。”

其实，他的急救工作很简单，有战友骨折了，就用棍一夹缠紧绷带就行了，为伤口止血就是压迫包扎。每次战斗时，他只要听到“哎哟，我的娘呀”，说明这个战友还活着，就急忙跑过去为战友包扎伤口。如果中枪后没声了，则说明这名战友已经牺牲了。

有一次，他所在的连队夜里攻打魏庄一座日伪的碉堡，我军的内线把吊桥放下来后，突击队员夹着炸药包冲过去，引爆后，队员们就往后撤退。碉堡里一时大乱，枪声大作，他们一个排死1人，伤了6人。

当时，从碉堡里射出的一颗子弹打在石头上，反弹后擦破他的脚脖，一时血流不止。机枪班长看他受伤了，抓起他的脚往肩上一扛，就撤了下来。他在后方医院治疗后，又返回了部队。

1945年四五月间，他们在平邑与一股日伪军战斗，打了胜仗。对方逃跑后，他们发现草丛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战友上前扒开草丛，果真抱出一个婴儿，交给了团部。“这个婴儿到底是日本鬼子落下的，还是‘二鬼子’落下的，谁也不知道。”这幕场景老人一直记得。

1945年8月，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在山东费县一个村子里，大家都异常兴奋，当时他是卫生班长。后来，他们的部队被编入鲁南8师第三纵队，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过淮海战役等大战，在前线指挥所担任救护工作，曾多次立功。

新中国成立后，董绍仁先后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南京鼓楼医院等院校进修，1955年12月转业到河南开封党校门诊部任主任。

独立自由奖章见证战火洗礼

采访中，董绍仁老人从卧室拿出他珍藏的奖章和纪念章，其中两枚最为珍贵：一枚是独立自由奖章，一枚是解放奖章。

董绍仁说，本来这两枚奖章是1955年我军授衔时所颁，但是他调至开封工作后，国家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找到他。直到1958年9月，他才辗转收到了这两枚奖章。

记者看到，在距今已60年的独立自由奖章上，标注着“1937-1945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5年北京”字样，编号为“043952”。这枚容颜沧桑的独立自由奖章，是国家向他颁发的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也是他经历战火洗礼的见证。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还颁发给老人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当年是由胡锦涛亲自题写章名，颁发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

1977年，他调至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后来又调任平顶山市卫生学校任副校长，直到1990年从市卫校离休。

1993年，董老曾罹患胃癌，胃被全部切除。但他乐观，坚持多吃素少吃肉，20多年来癌魔竟没有复发。如今，回首往事，他说：“想想战争中死了那么多人，啥事都看开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好好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