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

出现灾难就捐款，是一种很便捷的参与慈善的方式，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也不利于慈善组织的成长。

如今的灾难性事件，已经越来越密切地与慈善，准确地说是与捐款联系在一起。最近有两则新闻：一是在天津“8·12”事故之后，很多网友跑到马云的微博，呼吁他“至少捐一个亿”；另一个是，网曝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发文要求教职工捐款，方式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

这两则新闻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前者被认为是对马云的“道德绑架”，后者则属于典型的“行政逼捐”。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有违自愿参与慈善的本意。这种胁迫式捐款非但不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反倒有可能让更多人远离慈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逢灾必捐”真的好吗？

在灾难中蒙受损失的人，确实需要救济。在物质上资助那些不幸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重建家园、渡过难关。这也正是每次灾难发生之后，都会有很多募捐倡议包括“行政逼捐”的重要原因。

不过，灾后捐款已经越来越沦为一种仪式。捐款仪式化让慈善陷入了“唯数字论”的误区，人们会把名人们的捐款数额拿到台面上来“排座次”。如果某一个明星或企业家捐得比较少，还要接受舆论的拷问；如果一分钱都没捐，更会像马云一样成为网友声讨的对象。

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灾后捐款，也沾染了浓郁的行政色彩。在一个单位之中，各级干部捐多少、普通员工捐多少，都是有层次和梯度的，下级一般都不敢比上级捐得多。这种行政化的捐款往往还会有“指标任务”，或者成为不同部门之间比拼的项目，很多被要求捐款的人就只能“自认倒霉”。

“逢灾必捐”的文化一旦形成，每次灾难之后的善款都会有比较可观的数字，但有关部门对善款的使用情况，却不像督促捐款那么积极。

出现灾难就捐款，是一种很便捷的参与慈善的方式，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也不利于慈善组织的成长。中国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如何引导公众以更恰当的方式扶危济困，既是各个慈善组织的努力方向，也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