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交辞呈之前，程苏（化名）考虑了很久，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收入稳定、有地位、有时间兼顾生活，而且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很快发现，在体制内想做点事非常不容易，“责任很大，还要承担风险。”

程苏硕士毕业后来到证监会主管下的一家机构。他所从事的工作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市场数据。以往领导向他索要数据，他都会尽力帮忙。但从2014年开始，他不敢这么做了。“对不起，按照规定我不能给你，如果一定需要请让证监会发个正式的函给我。”

就在今年7月，他向单位递上了辞呈。像他这样选择离开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各地商品交易所、中证登、相关协会及研究机构等官网上刊登的招聘启事粗略计算，近期这些机构需要补充的空缺职位超过200个。实际上，这是一波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证监会系统离职潮。主动离职的人里面，还有数十位处级以上官员。

离职

“监管对象的收入是我们的10倍”

工作一年之后，程苏开始感受到体制给予他的压力。

收入的差距首先浮出水面。“有时候和一些基金经理聊天，明明自己和他能力相当，甚至比他还好，可是他一个月拿几十万，我一个月就拿几千块。作为监管者，监管的对象收入是我们的10倍。”程苏说，这样的落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肯定会心里不平衡。

而且，在眼下央企的“降薪潮”之下，程苏所在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收入也都有所下调。今年1月，证监会开始实施的降薪方案就覆盖了程苏的领导们。这些包括理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由证监会直管的干部，在薪酬调整之后，薪资甚至低于各个业务部门的总监。

程苏觉得，虽然大多数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比如他自己，在30岁之前不太会看重薪酬，更看重自己的成长，但是和体制外的同龄人相比，这一点的落差也是很明显的。“在机关里，我觉得个人价值增值非常缓慢，而且自己不能把握，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干事情就能干得了的。”

体制内的生活波澜不兴，旱涝保收；而与此同时，同龄人正在市场中拼搏。程苏的一位同事早早就离职去了一家信托公司，后来聚会时程苏发现，这位同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由于新的工作与以前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位同事两年的工作经验并没有得到认可，在新的公司拿着和应届生一样的薪水。但对方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北京、上海来回奔波，“虽然很累，但看得出他很充实”。这更坚定了程苏离职的想法。

去处

“转投基金、券商，年收入几百万”

和程苏一起离职的还有几位同事，他们都是入职两三年后离开证监会系统，去了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券商、基金公司、信托等。

目前程苏在一家国内金融机构工作。刚来的前两周，他几乎天天都要加班到深夜。“在原单位我的工作相当于是后台，新的工作在前台，几乎是从头再来。”程苏似乎很享受现在的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独立完成了一个大单。

相比程苏这样的年轻人，证监系统处级以上官员的离职往往会被更多人关注。2015年7月10日，博时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其新任总经理是2015年1月从证监会离职的江向阳。离职之前，江向阳担任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

基金公司是很多证监系统离职官员的新去处。据华夏基金2015年8月1日的公告，该公司总经理汤晓东是2014年8月从证监会辞职的，之后任华夏基金公司督察长；而现任的华夏基金督察长周璇曾经任职于证监会基金部综合处处长。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有证监系统背景的高管就有40多人。

“对于证监系统的人，一般基金公司都喜欢用领导层，对于只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人，其实价值并不大。”一家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达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热衷于启用有证监会背景的高管，券商也偏爱这类人才。

不完全统计显示，有近20位现任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独立董事以及中层干部，此前都有在证监系统工作的经历。

相关规定

到被监管对象任职有三年规避期

最近一次证监会官员离职进入证券公司的案例发生在2014年11月。时任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处长的段涛离职履新中德证券。业内人士称，证监系统官员离职之后往往先去金融机构中担任督察长作为过渡，回避期之后再从事核心业务。按照证监会规定，从2015年开始，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而在2009年发布的《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中，对回避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证监会官网发布的人事任免公告，2015年以来证监会系统免职的领导干部有20多人。其中一些人是因离职去了市场化金融机构，一些人是被查处，还有一些人另有任用或暂时查不到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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