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占伟

7月24日上午，经由叶县县衙西南向的金印街口向东拐了个“Z”字形后，记者一行来到了叶县教体局教研室家属院。95岁的王荃熹老人就住在这里。

这位在叶县历史上留下光辉一笔的人物，身上有着抹之不去的“红色印记”。执教鞭、搞政训、打鬼子，成了他的人生标签。

“要不是你们来采访，我们还真不知道俺爷有抗战经历哩！”王荃熹40岁的孙女王果告诉记者，头天晚上，得知记者要来采访了，爷爷才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向她和盘托出。

开封高中教室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退学抗日

记者眼前的王荃熹是一个精瘦的老者，睿智的眼眸中透出难掩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厚重的历史感。耳略背，说话慢条斯理，但思路清晰。

老人自述属猴，出生在叶县城关乡沟王村一普通农家。父母极重教育，看出王荃熹是几个孩子中难得的读书苗子，就一个劲儿供他上学。“我在叶县一小上了3年，花了家里8元钱，还是借的高利贷。”

读完小学，王荃熹考上了河南省立三中（淮阳中学前身），在该校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一学期能领25元助学金，伙食支出才1元。”余下的钱都被王荃熹买成了书。

凭着这股劲头，他考上了当时的开封高中。

在开封高中求学期间，王荃熹已经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这与当时的叶县时局是分不开的。

据王荃熹回忆，1937年初，中共叶县地下党组织半公开活动，早期党员王泽民在叶县中学成立《新文字研究会》，与叶县抗战进步人士一道，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募捐，支援绥远抗日。那时，他与王泽民就有了联系。

“王泽民是我的老乡，大我4岁，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往北京，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编辑、中纪委特约检查员、中央机关纪委常委等职。”

王荃熹的高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迁到了南阳内乡县下关镇。此时，随着华北地区的沦陷，河南成为抗日的前线，孙连仲率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移驻叶县，使处于中原战略要地的叶县一度成为抗日战争的主阵地。

“当时的昆阳中学校长崔兆元情愿资助我继续完成高中学业，可时局都这样了，我还是选择退了学，跟着中共地下党干。”王荃熹说，当时他17岁，被中共叶县县委介绍到叶县龙泉乡教初中，翌年，经时任中共叶县县委书记王泽民（已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王荃熹入党一事，由叶县县委党史办提供，根据王泽民回忆整理的《抗战时期的叶县地下党》一文提到：抗战时期，叶县第二届县委成立后，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王荃熹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入党宣誓仪式是在夜里进行的。地点在任店镇瓦店营（今瓦店村）一个麦场里。监誓人是王泽民。可惜他去年故去了。”提起这段过往，王荃熹眼中泪光闪闪。

1938年，遵从中共叶县县委的指派，王荃熹放下教职，隐藏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开始进入“宛西自治派”军人别廷芳的队伍，开始了搞政训宣传抗日、带兵上前线打鬼子的历程。

隐藏中共党员身份，他搞政训宣传抗日

1938年的叶县，抗日的烽火已经燃起，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

这年秋冬之交，宛（南阳旧称）属各县联防队集训结束，“宛西自治派”领袖别廷芳下令各县组建一个脱产的正规营，叶县、舞阳、方城的3个营组成“宛属抗敌自卫团第四团”，团部驻叶县南辛店。

根据当时的形势，为进一步控制地方武装，中共叶县县委决定由中共党员崔慎三出任第二营（即叶县营）营长，侯建华任营政训员，王荃熹等人分别任各连政训员，并成立了该营的“党工委”，张联芳任书记，归县委直接领导。就这样，在旧式军人别廷芳的队伍里，构筑了一条红色的“秘密战线”。

王荃熹清晰地记得，他的团长是许公超，此人后来当了确山县县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杀害未能突围的伤病员、革命群众、新四军家属200余人，引起强烈的公愤。

“所谓政训工作，就是出去演讲，向群众宣传抗战。”王荃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出去搞政训，行至叶县任店镇瓦店营东边，正好遇到集市。“我们几个拿出随身带着的喇叭，站在高处大声演讲，宣传抗战的意义，动员群众支持和广泛参与，当时就有不少群众受到感染，跟我们一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场面很震撼。”

这一时期的叶县是怎样一种状况？叶县学者张兴综合叶县地方志及文史资料，在《峥嵘岁月，悲壮叶县——叶县早期爱国运动暨抗战时期大事记》中写道：

1938年冬，叶县县长刘焕东奉南阳专署之命，动员全县民众，在县城东关修筑了以许南公路为中心的森林寨等城防工程，防御日寇进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从延安去竹沟时，途经叶县廉村乡（今廉村镇），向中共叶县党组织作了抗日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从而，叶县的抗日烽火渐成燎原之势。

是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一师冯占海部孟祥凤（孟栖悟）营移驻叶县。

是年4月，国民革命军以孙仲连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之六十八军黄樵松师移驻叶县。

随枣战役中，他带兵在泌阳山区截击日本鬼子

1939年5月，随枣战役爆发，王荃熹被推上了抗日前线。

随枣战役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

是年5月，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决定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虽然受到了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的目的。

“此役，老日起先咄咄逼人，先后攻陷南阳唐河县湖阳镇和新野县，并向唐河及枣阳东北地区推进，攻占了枣阳、唐河。”对这场战役，叶县学者、县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张振业很清楚。

枣阳、唐河被占领后，为变守势为攻势，中国第5战区令第31集团军会同第1战区第2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将大部分日军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第33集团军主力向枣阳攻击，其余部队向钟祥日军攻击，牵制其后方。

中国军队在向日军反攻中将其击退；14日，收复唐河县；16日，光复桐柏，粉碎了日军的合围计划。19日，中国军队经4天苦战，给予南返日军以重创，收复枣阳。左路集团军第39军奉令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分散游击；右路集团军河东部队及江防军连日发动进攻，袭击日军后方，切断交通，完成任务后于21日撤回襄河西岸。22日，又向随县迫近，23日收复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

“老日撤退时，经过泌阳山区，我们就奉命在那里截击鬼子，防止他们再向南阳市进犯。”王荃熹说，他时任连长和副营长。“当时一个营有4个连，一个连500人。”

“我当连长那阵子，一天在泌阳山区夜行军，官兵渴了，就喝粪坑里的水，双方有交战，但是时间很短；还有一次，也是在泌阳边境，大白天，跟鬼子干了一仗，双方均有少量伤亡。”

据王荃熹回忆，当时他佩有手枪，团里武器装备有大炮、手榴弹，武器齐全，自己所在的连部伤亡很少。

“这场战役，我们在泌阳一带截击老日，双方伤亡都很小。老日慌着撤退，无心恋战。”

全身而退，他返回家乡重执教鞭

庆幸的是，抗战的烽火并未在王荃熹身上留下一片弹痕。1940年，他与现在的老伴结了婚。同年，宛属抗敌自卫团司令别廷芳病死，第四团被国民党收编。是年10月底，迫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共叶县县委对宛属抗敌自卫团第四团二营工委的工作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和调整，王荃熹被调出。

谈及自己被调出宛属抗敌自卫团，王荃熹的说法是“上面（当时的中共叶县县委）说是让一批同志‘隐蔽下来，待机而动’，可是后来再也等不到继续活动的消息了，我逐渐跟组织失掉了联系。”

王荃熹被调出自卫团后，回乡做起了小生意，贴补家用。新中国成立后，王荃熹又重拾教鞭，执教城关乡，教过小学、师范、高中，最后干到教研室主任一职离休。

“俺爷恐怕是叶县教育界最晚退休的一个人了！”王果说，王荃熹古稀之年还下乡调研、出题考试、指导工作，一直干到75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