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晓华揭秘了民国海报中隐藏的鲜为人知的抗战史。”

“马占山将军”香烟：

对抗日的一份贡献

众所周知，马占山是一位抗日英雄。上世纪30年代，以他名字命名的“马占山将军”香烟面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由于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丢了沈阳。随后，张学良电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通电全国，表示“誓死抵抗”。一时间，社会各界支持马占山的英勇行动。

在黑龙江的抗战中，中方虽然失利，但是马占山领导东北的抗战实行坚决抵抗，极大鼓舞了全国爱国人士的抗战决心。各地支援马占山的电报、捐款捐物，汇成了巨大的爱国浪潮。

1931年底，中国福昌烟公司在总经理姚继光等人的创意下，推出了“马占山将军”香烟。《申报》头版上做了大幅广告，上面写着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香烟。人们都认为，买一包该品牌的香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对抗日的一份贡献。

然而，就在上海大张旗鼓宣传“马占山将军”香烟时，1931年12月，马占山却与日军接洽和谈，退出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香烟也随之沉寂。幸而1932年4月，马占山重举抗日旗帜，再次英勇抗日。一度沉寂的“马占山将军”香烟也再次出现在上海的市场上。

“福尔摩斯”香烟广告：

挖苦逃跑的抗日将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福新烟公司以福尔摩斯为烟标，出品了“福尔摩斯”香烟。这个福尔摩斯的名称，也与抗战宣传有一定的关联。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日军步步进逼，将侵略的战火引向热河。2月18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热河承德视察。当时热河的守将是第五军团长汤玉麟，拥兵数万，人称“大帅”。在欢迎会上，张学良向汤玉麟等东北军将领要求誓死守卫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也发誓：“矢志守土。”3月初，日军开始进攻承德，汤玉麟闻讯，表示要去前线督战。之后，他却不战而逃，率领部队窜回关内。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了承德。

热河全省在10天之内沦陷敌手的消息，引得民众群情激奋。不久之后，张学良引咎下野，汤玉麟则躲入天津租界，随即被伪满洲国任命为参议府副议长兼伪热河省省长。

4月2日，中国福新烟公司在《申报》上登载了一则广告：有一人身穿西服，手上拿着一张纸，另一手上有一支香烟，上有大大的黑体字为：“欲知汤玉麟的下落（确实的地点），不得不阅明日此处广告地位。”

第二天，果然还是在同一位置，刊登了一则大大的广告。海报中背景还有一队扛枪抗日的中国军队在行进，远处挎指挥刀的将军汤玉麟在逃跑。广告词也不失时机和汤玉麟事件挂钩：“福尔摩斯香烟以最上等烟叶配合……则汤玉麟之下落，了如指掌矣。”

“龙虎人丹”：

国产和日货的暗战

“翘胡子仁丹”是一种日本药，专治头疼脑热，中暑眩晕，从清末就传入了中国市场。1912年《申报》上就有日本仁丹的广告，上面是一个戴着拿破仑式三角帽的军人，两撇八字胡向上翘着，中国老百姓都叫它“翘胡子仁丹”。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翘胡子仁丹”的广告和招贴画。

这种“翘胡子”海报还有立体地图功能。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蓄意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千方百计地刺探和搜集中国的情报。贴在墙上的“翘胡子仁丹”海报中胡子尖所指的方向，就是需要刺探中国的机密所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时，不少日本侨民就这样搜集机密，根据“翘胡子仁丹”暗示的位置，指引日本陆战队向中国的目标发起攻击。

为了对抗“翘胡子仁丹”，上海工商巨头黄楚九研发生产了“龙虎人丹”，与日本仁丹争抢市场。因为“龙虎人丹”的面世抢占了“翘胡子仁丹”的地盘，日本东亚公司以“龙虎人丹”是日本仁丹的冒牌为名，将中华制药公司告上法庭。不过，最终官司还是以中华制药公司的胜诉而告终。

日商见官司不能取胜，又想尽办法，多次找黄楚九疏通，要求以巨款购买“龙虎人丹”的商标和制造权，但都被黄楚九拒绝。

“三角牌”毛巾案：

“一·二八”事变导火索

说到抗日时期的商战，不得不说的还有三角牌毛巾。

上海著名民族企业三友实业社创立于1912年，发起人是三个老友：沈九成、陈万运、沈启涌。他们见当时市面上所卖的洋烛都是日本产品，很是畅销，于是集资做洋烛心，打开了销路。日商的大蛋糕被三友实业社切走一块，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

三友实业社的烛芯打开销路后，又将目标对准日商垄断中国市场的“铁锚牌”毛巾，制造出三角牌毛巾。商标为一个三角形，象征三人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外面是一个圆圈，象征着产品要销往全球。而三角的真正内涵是三个角一致对外，抵制洋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的呼声越发高涨。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们加班生产“三角牌”毛巾，毛巾厂的女工还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抵制日本“铁锚牌”毛巾。这惹得日本人将“三角牌”视为眼中钉。

当时日本正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引起英美等国和国联的注视与不安。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日本欲在上海方面制造事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决定拿“三角牌”毛巾的三友实业社开刀，作为上海事变的导火线。他和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指使5名日本和尚在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外，观看厂内工人操练，并故意向工人投掷石子进行挑衅，引起了冲突。稍后，路边窜出三十多名化装成中国人模样的日本打手，手持木棍、匕首，与闹事的日本和尚发生“互殴”，导致一名和尚重伤，一名和尚死亡。稍后，日方将伤人之事嫁祸给三友实业社的工人，由此找到了寻衅的借口。

1月20日清晨，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32名暴徒来到三友实业社总厂，将大量汽油浇到仓库等建筑的板壁上，放火焚烧，致使总厂主要车间和原料、产品付之一炬。日本暴徒的挑衅、滋事，激发了上海民众的愤怒，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但是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市长吴铁城向总领事道歉、取缔抗日团体等。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大量增兵上海。战争一触即发。

1932年1月28日晚11点半，日本海军陆战队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猛烈进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还击。

“三角牌”从此成为正宗国货、爱国抗日的象征。

专家说法：

抗日口号最早是工商业人士提出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晓华表示，“从资料和历史来看，最先提出抗日口号的应该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的工商业人士。正是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日本的商品铺天盖地，压迫得民族工商业无法喘气，因此，是他们最先提出‘抵制日货和要求抵抗’的口号。”王晓华说，“一·二八”枪声打响之后，最有力地支援这场战争的正是上海的民族企业。正是他们的抗日要求被国共两党所接受，两方达成共识，这才有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在那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是工农兵商学一起来救亡。正所谓“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现快）

国产“龙虎人丹”海报

日货“翘胡子仁丹”海报

三友实业社大门

三角牌毛巾海报

“抵羊牌”毛线海报

“马占山将军”香烟海报

“福尔摩斯”香烟海报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