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进阳/文 李英平/图

战斗背景

1944年4月18日，日军为了尽快结束亚洲战场的作战，摆脱即将灭亡的命运，调集侵华日军精锐部队19万人，悍然发动了第二次河南战役。国民党驻河南的40万大军大溃退，37天失去38座县级以上城市。

河南战役爆发后，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果断做出了完成绾毂中原（意即由四周向中间进军）战略决策。6月，中央电示新四军五师尽快进军河南，控制中原。7月25日，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华中局和冀鲁豫分局发布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其中，新四军五师奉命沿平汉线北上，进军淮北和豫中地区。与此同时，党中央在延安积极抽调干部，组建部队，挺进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黄霖为司令员、骊再山为政委的新四军五师向河南挺进，开辟以嵖岈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虎头山战斗打响了豫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枪。

青山埋忠骨

7月10日，记者在舞钢市尹集镇政府工作人员白东亮的带领下来到了虎头山。

当日下着小雨，虎头山显得格外翠绿。虎头山山门是一座牌坊，两侧摆放着大石狮。牌坊上面写着“虎头山战场游览区”，两侧是一副对联“青山忠骨永作伴，碧水苍松共日月”。

烈士陵园位于虎头山半山腰，这里是舞钢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7名抗日烈士长眠于此。陵园祭奠台上摆放着几束花朵。白东亮说，平时经常有人来祭奠，缅怀先烈，清明节人更多，每天上山的人有好几千。

虎头山海拔300多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山顶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一名战士扛着带有刺刀的长枪，仿佛在呐喊，人物表情栩栩如生。站在山顶放眼望去，三面环山：东侧是九头崖，北方为蜘蛛山，南部为单头崖。

白东亮说，此处是舞钢、西平、遂平、泌阳四县（市）的交界处，山间有一条长5公里的峡谷。据说以前牛车都难以从峡谷中通过，谷壁摩擦着车轴，峡谷因此得名摩轴峡。因野猪出没，峡谷又得名母猪峡。母猪峡南连江淮，北接豫中，为古今战略要塞。

下山途中，记者遇到一群登山的小学生。随队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来自漯河市舞阳县柿园湖小学，“放假了，带孩子们出来转转，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虎头山脚下便是尹集镇苇子园村。白东亮说，村上有几位老人曾经历过那场战斗，如今有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健在的也都80多岁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平时经常上山给游客讲当年的故事，82岁的张书芳就是其中一位老人。

新四军灭掉日军爪牙

到了苇子园村唐寺沟，张书芳老人不在家，打过电话后大概有20分钟，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来了。张书芳老人身体消瘦但很康健，能骑电动车还会用手机，思路清晰，说话清楚，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就在路边的树荫下，记者和老人聊了起来。

当时舞阳县国民党保安大队大队长史聘侯盘踞在母猪峡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并投靠日本人充当其爪牙。新四军五师河南挺进兵团要开辟以嵖岈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更好地歼灭日寇，扫平西进北出的障碍，铲除土匪武装史聘侯部成为首要任务。

战斗发生在1945年2月8日凌晨。张书芳老人当年12岁，家中7口人。张书芳说：“村民们听到枪响都跑了，村里就剩下几位老人和小孩。”由于当时家人走得急，来不及带上熟睡的张书芳，等天亮他醒来时，家里就剩自己和奶奶了。

2月8日凌晨，新四军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对史聘侯部发起攻击。当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山路非常难走，一不小心就有滑落山下的危险。经过艰难行军，战士们悄悄来到了史聘侯部驻地附近，对其发动了突然袭击。新四军兵分三路对史聘侯部进行围歼。战斗刚一打响，敌人疯狂逃窜，逃至九头崖山下，恰好进入了黄霖兵团预先设置的埋伏圈。除一些顽固分子被击毙外，其余600余人全部缴械，大队长史聘侯也被活捉。

这场战斗于当日上午11点多结束。新四军作战主力在母猪峡地区休整，并搬运战利品向嵖岈山转移，只有38团一营的200多名战士在通往母猪峡的必经之地——虎头山警戒。

警戒的200多名新四军就驻扎在唐寺沟村。张书芳说：“村里人基本走光了，新四军进村后在农户家只住配房，不住堂屋。我和奶奶本来就在配房住，所以就让新四军住进了堂屋，12名战士用稻草打了地铺。”

史聘侯部被歼灭后，驻扎在尹集镇的日军恼羞成怒，迅速从漯河、舞阳、叶县等地调集日军2000多人，准备向已经占领母猪峡的黄霖兵团反扑，虎头山之战即将爆发。

虎头山200多名战士坚守阵地

日军于1945年2月11日凌晨发动偷袭。张书芳回忆说，那晚，睡到半夜听到堂屋呼呼啦啦响，原来是日军偷袭，新四军紧急集合队伍，匆匆离开了他家。然后，就听到外面枪声四起。

新四军在日军来的方向利用有利地势分别在两个山头上设置了哨岗。两个哨岗之间约400米，而第二个哨岗距离新四军驻地唐寺沟村不足500米。日军深夜悄然突袭，将正在第一哨岗值班的战士刺死。气焰嚣张的日军将第一哨岗点燃，第二哨岗值班战士看到起火，立即鸣枪。住在唐寺沟村的200余名战士听到枪响，立即冲了出来向前来的日军发起猛攻。日军人数众多，是新四军的近10倍，因寡不敌众，新四军一边打一边退守，最终成功退守在虎头山。日军在山下架了山炮进行强攻。一时间，虎头山上下枪炮齐鸣，弥漫的硝烟下一片火海。战斗从凌晨进行到下午，200余名战士临危不惧，打退敌人多次冲锋。阵地上，雪地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此时，敌我双方呈胶着状态，都已疲惫不堪。见饥饿疲劳的日军已无斗志，日军最高指挥官恼羞成怒。他脱掉棉衣，骑上战马高举战刀，声嘶力竭地下令进攻。这名指挥官骑着战马冲在前面，他身后的日本兵个个像饿狼一样号叫着向山顶冲来。由于敌我实力悬殊，阵地最终陷落，而新四军战士毫不退缩，手持兵器进行肉搏战。我军一名年轻的小战士身受重伤，但他忍着剧痛，一只手捂着伤口躲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另一只手把枪架在石头上。当日军最高指挥官冲到石头前时，他迅速向其马头开了一枪，马被打死，这名指挥官从马上栽了下来。四名新四军战士冲杀过来，奋力将这名指挥官刺死。日军见最高指挥官阵亡，顿时阵脚大乱。此时，黄霖司令员指挥挺进二团和挺进四团等部分部队增援过来，我军乘胜发起冲锋，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此战我军共击毙日军100多人，坚守虎头山的200多名战士牺牲了27人。

日军侵华罪证——烂刀柄保存70年

前方枪炮激战正酣，后方日军在村上搜刮食物保障供给。张书芳说，新四军退守虎头山后，日军就进了他们村。后来，鬼子将村里仅有的几个老人小孩都集中起来，让给他们烙馍。几个老大娘负责烙馍，张书芳和另外几个小孩儿烧火，老大娘都把自己的脸上抹了灰，张书芳也学着用烧火灰往自己脸上抹。张书芳说：“鬼子坏透了，看见年轻女的就糟蹋，后来听说谁谁他娘都被鬼子糟蹋了。”

虎头山之战结束后，又过了几天，村民才陆陆续续返回村子。张书芳和村民们清理掩埋了新四军战士遗体。他回忆说，战场上惨不忍睹，老乡们都落泪了。其中一个战士可能是中了鬼子的燃烧弹，整个身体缩成了一小堆黑炭，地上掉落着几颗铜扣子。

在掩埋战士遗体时，张书芳捡了些炮壳和一个刺刀刀柄。他说：“鬼子的炮壳很特别，屁股门上有两个圈，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炮壳都扔完了，那把刀柄我一直放着。”

在张书芳老人家，记者见到了他珍藏70年的刀柄。老人将黑箱子上的杂物搬开，掀开盖子，一只手顺着箱子角向下摸去。刀柄用报纸包着，老人小心翼翼揭开报纸，刀柄呈现。刀柄是铜质的，上面雕刻了多种花纹，其中有日本的太阳旗标志。张书芳说：“这个我一直没舍得扔，这是日本人侵略我们的证据，我得好好保存下去。”

一份烈士名单，两代人珍藏

由于战事紧张，新四军撤退后虎头山上牺牲的27位烈士的遗体由当地村民负责掩埋。白东亮介绍说，当时几个村的四五十位老乡含泪上山，刨开冻土，将英雄遗骨埋在了虎头山上。

解放后，年年都有很多老乡自发上山，为烈士们上坟扫墓，义务为烈士们看坟。虽然经常祭扫，但葬在虎头山上的烈士的姓名却没人能说得清，直到2001年，尹集镇唐寺沟村的陈国志老人把其中15名烈士的名单贡献出来，这15名烈士的姓名才为世人知晓。

据了解，虎头山战斗结束后，一位新四军首长找到在村中较有威信的陈国志的叔叔陈苟秦，秘密将其中15名死难烈士的名单交给了他，并叮嘱他等到抗战胜利后，再将名单拿出来。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武装杀了回来，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安全起见，陈苟秦把名单藏进了土墙里。1946年，身患重病的陈苟秦将名单从墙中取了出来，交给了侄子陈国志保管。陈国志也像叔叔那样，将烈士名单藏进了自家的土墙里。

解放后，因为陈国志不识字，也没有人向他问及此事，这份名单在他家的土墙中一放就是50多年。2001年清明节，尹集镇千余名师生和经历那场战斗的老人们再次上山悼念先烈时，陈国志老人才将珍藏在自家墙洞里的15名烈士的名单拿了出来。但另外12名烈士的名字却成了永远的谜。

如今，虎头山战斗和新四军英烈事迹广为传播。陵园建成十多年来，经常有各地的党政机关人员、学校师生、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等到此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每年接待人数都在20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