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蔡康永时隔出柜14年后再度开腔，直言“娱乐圈的人出柜前都先来问我”，“出柜导师”身份所带来的压力令其不堪重负，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一句“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就是向爸爸妈妈们证明我们并不是妖怪”更是让人揪心。

死里逃生后爱情更牢

蔡康永当年承认出柜是在李敖逼问下发生的。2001年11月，他上李敖代班的《文茜小妹大》，在节目插播广告时，李敖问他是不是什么都可以问，他豪爽地回答：“当然什么都可以问啊！”结果李敖无预警问了：“你为什么不结婚？你是不是Gay？”想不到，他坦然承认，成了台湾演艺圈首位出柜者。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蔡康永聊起当时的淡然，说和父亲前一年过世有很大关系，“不然就得处理爸爸的那份感觉啊。我也许会在李敖面前说实话，但我一定有办法让电视台不播那一段。”

刘坤龙，英文名George，台北德霖技术学院土木工程系英文老师，蔡康永男友，1994年两人相识相恋。

刘坤龙身高180厘米，早年赴英留学，外形很有文艺气息，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中还有两位姐妹，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迫于家庭压力，刘坤龙曾在2000年有过一次婚姻，但是维持不到一年便离婚了，无任何子女。

1995年，蔡康永和刘坤龙赴日旅游时遇到大地震，灾情惨重，两人相依为命，后被救难队救出，于是在京都的大雪中约定“要永远在一起”。谈到这一段往事，蔡康永深情隔空喊话：“希望下辈子还和他在一起。”

相识缘于一封信

32岁前后，蔡康永的第一本书《你睡不着，我受不了》还在报纸上连载，其中一篇《美丽的内裤，寂寞的刻度》中，有这样的文字：“每次看见别人穿了特别美丽的内裤，内心就不免感到心酸。在出门穿衣的时候，会这么小心在意地避开了不够新、不够平整的内裤，而特别换上拆都还没拆开的新物，这是对于即将来到的夜晚，怀抱着何等真心的期待啊。” 刚从英国回来的George看到这篇文章后，给他写了封信。

“他刚从英国回来，完全不认得我是谁，就写信到报社，然后报社转给我。文法很差，完全是外国回来一副讲不清中文的样子，约见面的方式也很好笑，要靠车型去辨认。”一段恋情从此开始。后来的《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中，他把George编号为六十号男生，“我认识六十号男生的时候，他教我怎么跟植物说话。他带我到嘈杂马路边的公园，去安慰那些一直忍受车声、废气的可怜的树。他叫我抱抱那些树，拍拍它们，称赞它们，鼓励它们。六十号男生，是我所认得的人当中，唯一常常跟植物说话的。”

“George是第一个给我家的感觉的人，大学时根本不敢想，太难了，有一种干脆流落街头孤单死掉的感觉。”他说现在的爱情更像呼吸，是他喜欢的那种爱情。

当被问到喜欢的人应有什么样的特质，蔡康永的答案是“对生命的放松”，他说他很难接受对待人生像作战的人。

家庭历史和童年记忆

蔡康永祖籍宁波，父亲蔡天铎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大轮船主。《宁波帮大辞典》中有关于蔡天铎的文字记载：蔡天铎，钟公庙高塘桥蔡家人，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第一届，1935年在宁波从事律师工作，抗战期间办了中联企业，抗战胜利后转而从事航运业。1949年前往台湾，是台湾资历最久且最有名望的大律师之一，1977年创办永联空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改变蔡康永家庭命运的是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沉没事件。

1949年除夕前，“太平轮”搭载着一群达官显贵前往台湾，不料开到半路和荣氏家族的运煤船“建元轮”相撞而沉没，900多人遇难，仅38人生还。

据后人说，蔡天铎公司拥有的轮船几乎都向欧洲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开了家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蔡天铎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的所有轮船都被铁链拴在台湾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

对蔡康永来说，太平轮事件实在太遥远了，远到所谓“我家的轮船”，他一艘也没见过。

1949年，蔡天铎抵台之后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律师。1962年，蔡康永在台北出生，此时父亲已51岁。

尽管太平轮沉没事件后，蔡家家道逐渐没落，但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台北后，仍然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蔡公馆的访客依旧川流不息，饭局与牌局日夜不歇。蔡康永从小被灌输“只有清朝以前的书才是好书，若不认识文徵明（明朝画家），就算不上是传统知识分子”；６岁开始唱京剧，父辈之间谈的都是梅兰芳；11岁开始帮父亲拍油画，去拍卖所好像逛商场；家里的饭桌上，永远吃不到家常菜，胸中只背得出酒馆的菜谱。

在蔡康永的童年记忆里，总是被大人们的麻将、宴席、人来人往、强颜欢笑、金堆玉砌这些太平盛世所环绕，一家人经常是“在社交场合团聚”。这种生活也让蔡康永养成了一种冷漠、疏离的观察习惯。“我一直认为人不该把感情放在太前面，觉得强烈依赖亲情、爱情、友情才能支撑下去的人是弱者，所以我真正的朋友有时觉得我很冷酷。”

世家子弟进入演艺圈

在云集了当时台湾权贵之后的再兴学校，蔡康永从5岁入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经历了一段“高度政治化的少年岁月”。15年班长、学生会主席、评剧团主演、演讲冠军、作文冠军，教育部长发奖状、照片上报纸头版、载入校史，一个少年能得到的全部虚荣他都得到了，以至于当时的他把理想定为“政府领导人”。

但人生的第一轮星光岁月结束之后，他却将之解释为“邪恶”：“做15年班长，有很多玩心计的部分，很多时候都是在操控别人。”他说那15年，让他几乎用完了一个人到这个世上分配到的所有“邪恶”份额，后来遇到一些类似的机会，就躲开了。

转机发生在高中即将毕业时，因为有外校学生考进了他们这所台湾最顶层的权贵学校，他才知道原来台湾是有穷人和劳工的，于是开始利用职权（校刊主编）在校刊上发表《共产党宣言》。结果，他被学校记大过，失去了考入台湾一流大学的机会，转而去了有世外桃源气质的东海大学外文系。

按照上流社会的生存法则，蔡康永应该成为一个正襟危坐的世家子弟，然后成为一名作家、医生，或者子承父业当个知名律师。1986年大学毕业后，父亲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念一个硕士学位，而且必须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可是谁也没料到，他会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电影电视制作专业。这件事让蔡爸爸在朋友圈子里“很丢脸”，因为在老一辈人心目中，进演艺圈是很不入流的。

不甘愿以主持人出名

在台北，蔡康永住在一套“Loft风格，窗外很多树”的房子里，有一个相守20多年的爱人。在读书人引以为傲的诚品书店，他5年前出的《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仍摆在显赫位置；电视机里，选秀节目的评委席上，他戴着白毛线帽，和徐乃麟（台湾知名艺人、主持人）扯东扯西；小巷中的个性商店里，挂着店主和他的合影……

1990年，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研究所毕业后，蔡康永回到了台北，那年他已经28岁，需要在这个城市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当时做的最努力的事，就是在报纸上写影评，想打进电影圈，得到导演机会。” 从在世新大学做电影系讲师开始，他以很多种方式拓展过自己的疆域：30岁写了电影剧本《阿婴》；33岁出了第一本散文书《你睡不着，我受不了》；34岁主导了GQ杂志台湾版的创刊，同年受张小燕邀请，在台湾TVBS主持读书节目《翻书触电王》，但直到36岁主持《真情指数》，他才开始有了广泛的名气，这个访问成功人士的节目，令他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41岁主持青少年节目《两代电力公司》，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拥戴；42岁主持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更将影响力扩展到了台湾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

“其实是不甘愿的。”蔡康永说他并不情愿自己是以电视主持人的身份出名。之所以没有坚持走电影那条路，而选择了电视，是性格使然。“可以说是好逸恶劳或趋吉避凶的结果，明显的，做电视就是比做电影轻松很多，影响力大很多。蔡明亮（台湾知名导演）死去活来拍一部电影，也就两万人去电影院看，可是我花差不多70分钟做的节目，就有超过两万人在看。”（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