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女汉子的形象著称，也做过诸如腾格尔、火风等大受欢迎的模仿秀，但她最自豪的模仿角色是玛丽莲·梦露。那是2012年的《百变大咖秀》，她戴金色假发，穿一身梦露标志性的白色长裙，随着《High歌》翩翩起舞。她觉得特美，还特别像。

贾玲几乎是梦露魅力的另一极，稍显肥胖的身材，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然而，她喜欢表演，并深信自己才华满溢。

一个很红的胖子

贾玲19岁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喜剧班时，24岁的姐姐贾丹也收到传媒大学的通知书，但父母都是湖北襄阳化工厂的职工，家里的钱只够供一位。姐姐比较保守，选择留在家里，就这样，贾玲从老家来到了北京。

中戏的喜剧表演班3年一招，一个班级三十几个学生，对日益惨淡的相声市场来说还是供大于求。毕业后，贾玲有3个选择，跟随男友去外地，回老家接受姐姐安排的工作，或者做北漂。她放弃了前两项，“我觉得自己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放弃梦想啊。”

才华不像外貌那样一眼就能看得到。刚毕业的两三年，贾玲只能接到零星的演出工作，用跑剧组、酒吧打工的收入“养”相声事业。她住在胡同里一间月租500元的小平房里，一进门就是床，DVD堆满柜子，“狗来了都得竖着摇尾巴”。

冯巩是喜剧班的负责人，也是贾玲的恩师。有次贾玲和他演出，衣服拿错了，冯巩跟贾玲回去拿时，才发现徒弟的窘境。他眼睛红得难受，说“我带你挣点钱吧”。那年他带着贾玲赚了十几万，解了燃眉之急。

然而，困顿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观。姐姐是保守型角色，在家乡给贾玲找了一份交通局的行政工作，三天两头喊她回去上班。每次贾玲都说，“再给我一年时间”，过了一年之后又说，“再给我一年时间”。等到实在拖不下去，她求助老师冯巩。冯巩请贾丹来北京，第一句话就说，“你别让贾玲回，你没有看过她演出，她真是干这一行的料。以我的能力，我保证她将来有饭吃。”话说到这个分上，贾丹只得放弃。

可是，姐姐的担心一直持续，贾玲是易胖体质，每次回家，贾丹都不允许她吃高热量的路边摊，贾玲曾气得大哭。直到6年前她27岁，贾丹还因为妹妹腿粗，“啪”一个巴掌就打了过来：“你这能红吗？你这么一个胖子！”

此刻贾玲坐在记者面前时，刚从繁忙的喜剧排练中缓过神。她叫了一客芒果冰淇淋。“我现在是一个很红的胖子。”她说。

与身体和解

认识贾玲比较早的朋友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挺漂亮一小姑娘”，晚一点认识她的朋友则觉得她“朴实”。编剧孙集斌老实讲，第一次见面发现“她长得有点像我四舅妈”。

分水岭大概出现在2012年到2014年录制《百变大咖秀》。贾玲在湖南录制节目，流程辛苦，录完之后就让来自湖南的瞿颖带她去吃夜宵。两年录制期结束，贾玲胖了30斤。

“也不是压力大”，瞿颖说，“贾玲就是爱吃，尤其爱吃口味重的。”好友潘斌龙看到她模仿小虎队那期，穿一身白西服，“她怎么好意思上去，太胖了。”但他也说，“一下子记住了。”

“贾玲的缺点就是胖，优点也是胖。”瞿颖表示，“你看现在她标志性的就是胖，反而大家能够记得住。喜剧演员不能完美，不然没法调侃自己。”

身材变化后，贾玲开始在作品中自嘲，以往小媳妇式的娇羞全不见了，被置换成豪放的大龄女青年。《喜乐街》里，沙溢和李菁老问她，妹啊，你怎么又胖了；或者感慨，怪不得嫁不出去。综艺节目《一起来笑吧》里，她甚至还演过一个不被死牢里只剩几天生命的男人接受的女人。

喜剧创作是极艰难的脑力劳动，想东西的时候人喜欢做点什么，或者抽烟，或者吃东西，得有点事干才是安慰。

贾玲喜欢吃。“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辛苦，半夜回到宾馆，觉得特别饿，但是又什么都不能吃，她就会觉得人生怎么那么惨，我那么累，我连吃点东西都不行吗？”好友兼搭档的张小斐说。

“喜剧就是拿你的思维跟观众赛跑，谁拐得快，谁就获胜。”编剧马驰说。今年4月份，贾玲参加一档喜剧竞赛《欢乐喜剧人》，6组选手每周出一个新节目竞争名次。光这档竞赛，她就需要准备11个不重样的新作品。贾玲每天中午起，然后召集编剧想点子、磨段子，一直到凌晨四五点。熬到不行的时候，她叫来一堆外卖，小龙虾、麻辣板筋、哈哈镜鸭脖。清淡的饮食不会令人有胃口，只有重油、重辣的食物才能刺激到胃，进而刺激到大脑。

早上离开讨论室回家，天已经蒙蒙亮。她和张小斐抱怨：“我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样拼啊？”苗条漂亮的张小斐逗她说：“你不像我，我以后应该还嫁得不错。”

小品排出来了，有一个舞蹈动作是伸着一根手指扭腰。张小斐扭起来没有喜剧效果，但贾玲一扭，大家笑得不行，都说只有你能扭出可爱的感觉。贾玲挺得意的。

喜剧演员的身体即是创作材料，她觉得与身体和解也不错。“那就不减肥了。”她说。

喜剧的边界

2015年春晚，导演组给贾玲设置的题材是“剩女”。这是贾玲得心应手的角色，她和两位编剧按照《喜乐街》的模式创作了同名小品。大年三十晚，语言类节目中《喜乐街》第一个登场，名模出身的瞿颖和贾玲形成“女神和女汉子”的对比。一个是“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S形”，一个是“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也有嘴”，前者拥有一切，后者失恋失业。

几乎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博上关于“春晚歧视女性”的讨论就炸开了锅，相关话题阅读量逾900万次。“女权之声”认为小品涉及“性别歧视、身材歧视和单身歧视”，把女性简单粗暴地分为男权标准下的两个极端。贾玲几乎一下子从一个在男性强势领域站稳脚跟的励志女性，变成以歧视女性博笑料的低级笑星。

不过，她对此的回应很简单，认为这个角色是一个没有对象、没有工作，但有一大群朋友的可爱女性，而非仅仅是剩女。“我并没有歧视女性，我本来就是女性，为什么要歧视我自己啊？”她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这样会把中国女性的喜剧之路给堵死。”

演员调侃自己矮、胖、丑，要的是笑声不是自尊。贾玲曾多次塑造过类似的角色，但这一次到了万众瞩目的春晚，意义被彻底放大。“下次我再演一个这样的角色，领导可能就不会同意了。”贾玲担心，表演的自由度会紧缩。

喜剧遭受着内在逻辑和外在审查的夹击。“胡同里抓贼两头堵。”编剧史航评价道。一方面，官方严密规划调侃对象，另一方面，民间以政治正确的大旗对抗审查。喜剧原本冒犯、挑衅的棱角被磨平。史航说：“我理解贾玲，但我只说我理解她。”

4月份《欢乐喜剧人》第一期节目，贾玲表演了《女人N次方》，仍然演一个找不到男人的胖姑娘。史航是评委，看了节目很失望，他对贾玲说：“你不要一个角色吃一年。”史航总结，贾玲是一个生动的喜剧人，但不是一个丰富的喜剧人。

对能力的质疑，比对角色的道德评价更能刺激到贾玲。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她表演了《爱笑的女孩运气总不会太差》和《为梦想拼搏的喜剧表演者》等不同内容的作品，终究不再是那个时时恨嫁的女人。

出名之后愈加孤独

名声日隆，也必然有其代价。

贾玲和姐姐是化工厂的大院子弟，住在离襄阳市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大山里。从小贾玲性格开朗，胆大，常领着一帮小孩爬树、掏鸟窝。十二三岁，父亲就教她开农用拖拉机，姐姐和母亲在楼上看得心惊胆战。

某种程度上，性格特点也被贾玲代入表演中。她从不怯场，特别喜欢拉人看她演戏。早年去外地演出，她和白凯南半夜到张小斐房里，非要张看她的作品。张小斐睡眼蒙眬，都不知道评价啥。录制《欢乐喜剧人》，有时服装师和道具师来量尺寸，她就让人家坐那里看她新排的小品。演完问人家，有问题吗？好笑吗？

她享受舞台的感觉，很难只把表演当作谋生手段，观众的笑声像钩子一样钩住她。“我得积多少福才能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赢得这么多人对我的喜爱，这就是忽悠我，他们用掌声和笑声忽悠我。你就特别想要给他们再创作一个小品，再上去让他们忽悠。”

贾玲开始在中戏学习的第一个月，母亲去世。“再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真正开心起来。”贾玲说，她还要学习喜剧，这太过残忍。“即便我上了春晚，我能嫁得很好，我再怎么怎么样，我都觉得我始终……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会想着，我妈不知道。”

出名之后，贾玲愈加孤独。没红的时候，所有的谦卑都有理由，她乐于和剧务、编导打成一片。现在，经纪人要求她少冲别人笑，要和大领导见面，并告诉她“你有你对话的人，我有我对话的人，你已经干涉我对话的人，我又没有办法干涉你对话的人，那么我们中间就会有问题”。

她承认自己还掌握不好分寸。某次上真人秀节目，看到农村的孩子家里穷，凌晨趁剧组没起床的时候，她偷偷爬起来对孩子说：“我想供你上大学，给你买电视机。”孩子都不好意思了，说：“我家有电视，为了节目效果藏起来了，我爸妈也供得起我上大学。”

“这是一场秀，而我过于真了。”贾玲喃喃自语。

姐姐贾丹记得，贾玲在北漂的艰难日子里，特别喜欢于丹讲述的一个青蛙的故事。一群小青蛙爬铁塔，爬着爬着就有青蛙质疑说傻不傻，为什么要爬。大家不仅停下来，还嘲笑自己的想法。只有一只小青蛙在爬，爬到了塔顶。大家问它怎么有力量爬上去，才发现小青蛙是聋子，没听到议论。于丹不乏鸡汤式地总结，“要有信念，不受他人蛊惑，认定的事情要做到底”。

贾玲对贾丹说：“我很想爬到塔顶，想看看上面的风景如何。”

贾丹问：“为什么要上去，你不寂寞吗？”

贾玲说：“姐，你不懂。”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