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运栩

摘要┃此次矛盾爆发，将中国积弱的假货监管体系暴露出冰山一角，也为未来中国加强针对假货的监管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如果监管环境能就此改善，网络假货问题能借此启动各方联动，取得一致思路，则善莫大焉。

一个没有严谨统计学报告的抽样数据在工商总局网站登出，引发了一封淘宝“店小二”指责该局司长的公开信，接着工商总局反戈一击，公布了一份半年前因为阿里巴巴上市而没有公开的闭门会议内容，再接着是淘宝发出呼唤监管创新、投诉司长的公开信。于是，负责监管市场的工商总局和中国最大的电商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并火速升级。

导火索是1月23日工商总局在网站发布的一份《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数据惊人：57%的产品“非正品”，其中，淘宝网的正品率仅37%。公开资料显示，工商总局抽检的92个商品中51个来自淘宝。淘宝的质疑是51件商品对于淘宝日均商品过10亿来说有多大代表性？更麻烦的是，抽样结果并未对这7种具体的情况给出说明。而且，这份简单粗陋的抽样结果在传播中被媒体再次放大。

“假货”问题对阿里巴巴非常敏感。中国的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过去对于假货的宽容度很高，如果仅针对中国市场，淘宝上的假货问题虽然长年遭到用户诟病，阿里巴巴并不以为意。但一涉及上市，问题就复杂了。假货曾一度是横在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路上的最大障碍，阿里巴巴虽然以惊人的成长缓解了投资者的疑虑并得以上市，但假货仍然是公司建立投资者信任的最大障碍。要想持续获得美国市场的承认和尊重，阿里巴巴对打假必须有姿态，并且要将假货问题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安全范畴内。而37%的正品率这一结论，显然超出了安全范畴。

于是，在抽检结果公布4天后，淘宝官方微博放出了“店小二”的公开信，点名工商总局网络交易监管司司长刘红亮，红底标题称司长“吹黑哨”。并对抽查数据的抽样方法科学性、统计口径和反馈机制提出严重质疑，态度强烈，语带调侃，一时引发舆论狂潮。

淘宝何以对刘红亮如此反感？原来，双方缺乏沟通和信任由来已久。从工商总局缺席了2014年12月的阿里“打假”大会已见端倪。这是阿里巴巴成立15年来首次对外公布打假成绩：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阿里巴巴打假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14年前三季度，阿里巴巴配合品牌权利人年处理600万条侵权商品链接，配合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1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400人，涉案金额近6亿元。

这次会议，阿里巴巴请来各相关部委、协会和研究机构讨论网络售假问题，唯独缺了对制假售假负有主要监管职责的工商总局。而且，有关人士透露，刘红亮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每年要对淘宝罚上几千次，罚其交易额的1%。

长期积累的矛盾在工商总局此次披露抽检结果后爆发了。淘宝内部人士称，他们认为工商总局选择在2015年1月公布2014年7月至11月的抽检结果，并且显示淘宝正品率如此之低，是刘红亮对公司的“警告”或“报复”。

阿里巴巴是电商平台，并非假货生产主体，但淘宝上假货猖獗亦是不争的事实。而阿里巴巴在打假问题上向来态度微妙，一方面国家对假货的监管、资本市场的态度和阿里巴巴的品牌都要求阿里巴巴对其平台上销售的假货严厉打击；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的交易额和收入源自千千万万大小商家，其中就包括假货生产和销售商，阿里巴巴又投鼠忌器，不希望因打假冲击阿里巴巴的流量和收入。所以长期以来阿里巴巴一直在打假的同时谋求监管部门和公众的理解与配合，阿里巴巴亦一直成功把握了这一微妙的边界，直至不合作的工商总局的出现才打破平衡。

事件发展至此，这场强势监管部门与强势企业的游戏已经彻底失控，将原本桌子底下的交易踢到了台面。

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的对抗，有人解读为市场对公权的挑战，也有人寄望由此推动中国针对假货的监管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在中国大行其道，其中固然有市场成因，但监管不力显然也是主因。而且由于缺乏规范的监管程序和手段，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很多监管行为都变成暗箱操作，为猫鼠合谋渔利创造空间。而此次矛盾爆发，将中国积弱的假货监管体系暴露出冰山一角，也为未来中国加强针对假货的监管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如果监管环境能就此改善，网络假货问题能借此启动各方联动，取得一致思路，则善莫大焉。至少，对普通人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淘宝到底有多少假货”，总该有个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