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高铁的开通，其准点率和舒适性备受旅客青睐。

不过，对于民国时期的人们而言，火车不准时乃是家常便饭。此外，民国的火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三种车厢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民国火车晚点是常事

在民国坐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的事。

1928年，一名铁路工程师在长期观察后发现，沪宁铁路每天开行的火车都要晚点几分钟到数小时不等。1935年的平绥铁路官方统计显示，每趟火车平均晚点时间为2小时23分钟。

1931年1月，近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从北京到郑州，火车晚点了4个小时。一个月后再次乘坐，火车又晚点了3个小时。过几天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竟然晚点了整整28个小时，这回可把他气得够呛：“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陈光甫日记》）

由于火车常常晚点，行车时刻表往往被旅客视为废纸。有些旅馆推出了替旅客“看车”的贴心服务，即派一个人专门在车站盯着，看到火车快进站的时候，立即跑到旅馆通知客人上车，避免客人在车站傻等。

火车晚点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设备的陈旧和落后。一趟火车运行下来，中间经过的车站有很多。要想准点运行，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 各个车站的钟表时刻必须一致。没错，这个在现在看来小儿科的事在民国曾经是个问题。

1935年，陇海铁路曾经做了一个试验：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核对一次郑州站与徐州站的钟表时刻，连续观察3天，发现郑州站比徐州站平均慢5分钟。陇海铁路把这一情况上报国民政府铁道部，国民政府铁道部立即采取了对钟表的补救措施。具体办法是设置标准时钟一座，按照中央气象台标准时刻设定，以此为标准，每天通过电台向各铁路管理局授时一次。各铁路管理局根据电报，校正车站的钟表时刻。也就是说，直到1935年全国火车站的表才达成了一致。除此之外，涉及设备方面的原因还有机车老化、枕木朽坏、机件破损等。

有些晚点原因是铁路工作人员技术不精、工作懈怠造成的，如装卸行李包裹速度慢、解挂车辆不及时、中途加煤上水迟缓等。

自然因素、突发事件也会影响铁路的正常运行。在民国坐火车，中途遇到路断了、桥塌了、发洪水了、前方着火了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

还有一个原因出现在上下车环节。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旅客为了抢座位，往往争先恐后往车厢里涌。这就造成下车的人下不来，上车的人上不去，火车自然没法开。每个车站耽误几分钟，累积起来，整趟车晚点的程度就可想而知。

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专门发文，规定旅客乘车必须先下后上。

高官任性 可随时喊停火车

火车晚点还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原因。

1937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太太从上海乘车回山东。在上海北站，车站工作人员照例要检查包裹。韩太太大怒，立即叫来铁路管理局局长训斥。局长吓得浑身哆嗦，一边赔不是，一边命令火车暂缓开行。

梁实秋有一次陪同某官员坐车到郑州，行经某地，见风景秀丽，他不禁称赞：“这地方风景如画，可惜火车开得太快，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名官员闻言立即下令停车，火车竟然真的停了下来。梁实秋目瞪口呆，连连感叹特权的可怕。

1937年，陇海铁路曾经因为晚点闹了个大笑话。那一年蒋介石坐火车前往西安，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钱宗泽随行。一路上，火车又是暖气管爆裂，又是晚点，状况不断。随后的宴席上，张学良等人对火车晚点大发牢骚，钱宗泽尴尬不已。宴席过后，他闷气难消，提着枪就跑到了火车站。到站一看，一趟开往郑州的普通快车离开车已不到10分钟，而站台上竟然还站着不少旅客，甚至连车辆也没有挂好。钱宗泽一见此景，顿时怒气冲天，蹬脚大叫，当即拔出手枪站上车头，命令火车必须正点开行。众人怕他从车上跌下，百般劝解。这出局长酒后亲督火车“正点”的闹剧一时传为笑谈。

郭沫若坐不起头等车

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这三种车厢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一种是“一二四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二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二倍，头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二倍，头等车厢车票是三等车厢的三倍。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厢票价2.5元，二等车厢票价5元，头等车厢票价10元，这是“一二四制”。

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车厢票价都比三等车厢贵不少。再加上头、二等车厢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厢，尤其是头等车厢，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

民国有调查显示，上世纪30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为16.25元。也就是说，如果坐头等车厢从南京去趟上海，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自己只坐过三等车厢，不知道头、二等车厢里究竟什么样。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此时的郭沫若32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

（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