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最近，圣诞节刚火过一次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继续亮瞎网友的双眼：在该院官网上拉出通栏标题——“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正文称，“因为发生惨剧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

一个奇葩的圣诞节，显然不足以让任性的“封校管理”偃旗息鼓。上海踩踏事故发生，意外的群体事件却成了封校有理的“铁证”。按照这个逻辑：哈尔滨的大火可以反证夜不归宿是“无比正确”的，因为游荡在路上，就不会有家宅失火的风险；印尼航班失事可以反证打死不坐飞机是“无比正确”的，因为你连机舱门都没有迈进，自然不会有失联的风险……可是，如此因噎废食，对于风险社会来说，岂非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才最安全？

按照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说法，崇尚洋节，是迟早要发生必然的踩踏事故的。可是，20多年前，西风东渐没这么厉害，上海陆家嘴轮渡站踩踏事故莫非也要把板子打到洋节身上去？又或者10年前的北京密云，踩踏事故恰恰是在传统佳节看灯会上发生，“土节”就天然能安全避险？

这种倒果为因的诡辩，自然不堪一驳。但有几个前提，需要重申与明确：第一，不管有无踩踏事件，年轻人选择怎样的跨年方式、是宅还是嗨，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而城市提供安全有序的跨年平台，这也是职能部门的责任与义务。将公共安全责任置换为“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这不仅是对宪法权利的赤裸裸剥夺，更是对罹难青年的恶意中伤。第二，永远不能以小概率的责任事故来质疑公民权利的合理性。合法自由的代价也许不小，但就历史而言，不自由的成本只会是国家与民族最难以承受之重。再说，1989年英国希尔斯堡足总杯半决赛，2008年纽约长岛沃尔玛超市，2010年德国杜伊斯堡露天音乐节，2011年南非西北省酒吧……都发生过踩踏事故，莫非，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封校”或者“封城”？

当然，在千校一面的今天，尽管流传出“女神的身体、校董的脸”等绯闻，但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能笃定一种价值取向，跟各种洋节死磕到底，也是蛮拼的了。不过，价值理念的殊异，抑或兼容并包的多元，不是在大是大非上混淆视听，而应该在人类与社会共同坚守的底线之上呈现差异性。最起码的是：“反对去中国化”与庸俗地“反对洋节”，不是一回事。

真心哀悼那些消逝的年轻生命，就请尊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与美好的渴慕，就请踏踏实实穷究真相、严肃追责。只有正确地反思，悲剧才不会重演；也只有客观地反省，事故才能生成理性的力量。至于那些“无比正确”的鬼话与谎言，不算伤口上的一把盐，起码也是姿势不雅的一个冷笑话。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