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

县委书记的位子还没坐热，田自力就主动把官给辞了。在中国的官场生态中，主动请辞的官员不多，所以，媒体用了“罕见”来描述。

资料显示，2013年5月，平江县政府与华电集团湖南分公司签订协议，欲在平江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对于一个全年工业税收只有1.3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火电项目每年可为地方财政增收约6亿元，吸引力不言而喻。

污染问题也无可回避。在国家生态示范区的平江，对污染的担忧，不仅在普通群众中间蔓延，甚至导致县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反对。围绕火电项目的落地，地方官场内部的分歧、官民之间的分歧，都需要弥合。这个工作毫无疑问落到了县委书记田自力头上。

2014年7月下旬，因为反对火电项目落户平江，当地群众自发组织了签名活动。

不过，实质性的压力，或许源自上级政府部门。所以，在和众多平江官员一样一度态度犹疑后，上级官员“把握好难得的发展机遇，就火电厂建设再给平江一次机会”的指示，促成了田自力的态度转变，他开始毫无保留地推进这一省里的战略部署项目。

更何况，地方发展的压力实实在在，在数字出官的背景下，它会变成具体的政绩目标，是GDP或者财政指标。

接下来的故事水到渠成：平江县政府开足马力动员宣传，各种开会，统一思想；制作宣传手册、光盘，广布媒体，全方位科普宣传；甚至出台文件，推行“株连追责”，防止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参与与火电项目有关的不良言论传播。

这个过程不难看出县委书记田自力面临的困境。民众要发展，同时又拒绝污染；但在权力系统中，发展被量化为数据，官员的评价权和晋升通道牢牢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即便他平衡了地方官场内部的分歧，也难以应付高层领导与民意间的裂缝。在顺应官意还是顺应民意之间，田自力必须做出选择。这绝不是可以左右逢源的问题。

无力应付困局而备感压力的田自力，选择辞职。

其实，在GDP崇拜、唯上不唯下这些逻辑式微之前，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县委书记，面临着田自力当初面对的选择难题。

当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中，一方面缺少民意的逐级反馈机制，另一方面上级意志又容易成为雷打不动的指挥棒。上级意志的传递，可以是红头文件，也可以口耳相传，形式不一，那种制度性的压力却大同小异。比如有关GDP增长指标，中央要保八，省级就得保九，到地方可能就得保十，层层加码，逐级增压。

层层加码的压力堆积到基层一级，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压力锅。尤其是征地拆迁、污染项目落地这些尖锐问题，基层主政者必须直面。

实际上，去年5月至今年11月，平江的火电项目已历经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只是，一次群体性抗议，一场辞职风波，总不能如田自力自述，只是“空留下一段是非与恩怨”，然后一切恢复如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公共决策的机制性弊病迟早得面对，否则就算换了县委书记或县长，谁又知道火电事件在“三起两落”之后，迎来的是起还是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