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3月拿到《红高粱》的电视剧改编权，1个月剧本大纲出炉，4个月剧本完成，9月份开机，2014年1月份杀青——很显然，剧版《红高粱》一开始就是奔着商业而去的电视剧项目。

编剧赵冬苓最擅长塑造有着大地般胸怀的传统女性，并把人物关系交织得摇曳多姿。为让乡土而感性的小说迎合大多数电视剧观众的审美和趣味，赵冬苓把《红高粱》改编成为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的女性成长励志剧，九儿从原来单纯美好活泼俊俏的小娘子转变成为“比好人更好、比坏人更坏”的果断坚决、敢爱敢恨的角色，并融合进热点收视率元素——玛丽苏与宅斗，不仅有私定终身的初恋情人张俊杰，还有爱欲纠缠的余占鳌，以及不断觊觎调戏她的玉郎，还与大嫂淑贤因为家业和子嗣上演弥漫着物质欲望的宅斗。

可以说，九儿是这部电视剧的灵魂人物。在开播之初，大众津津乐道于周迅以40岁的年龄出演19岁的少女毫无违和感；母亲自杀后的悲愤、与初恋情人密会时的甜蜜、私奔被劫时的机灵与冷静、被出卖时的绝望，每一场戏的表现都像教科书一般精准、细腻，充满爆发力。

然而，随着剧情深入，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九儿实在有些“精神分裂症”：上一秒因母亲自杀悲痛欲绝，下一秒就与初恋情人满心欢愉商量私奔；上一秒还与初恋你侬我侬，下一秒就因误会要将其置于死地；一个尽管生活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还满心真诚的小姑娘，突然就像开了外挂一般横冲直撞还能进退自如——这是一堆熠熠生辉的玻璃碎片，却凑不出一个充满真实感的九儿。

有人形容这是电影演员的“高冷症”，只能表现场次的准确，不愿意展示情绪的起伏与过渡；也有人认为，这是电视剧不按顺序拍摄所致。

然而，再多的辩解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周迅从未走进九儿这个角色。剧中正值妙龄的少女九儿，却在与张俊杰热恋时、与余占鳌野合时、与花脖子对峙时，呈现出与角色严重不相符、专属于周迅的果决与淡定。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周迅并没打算塑造一个九儿，她只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自己了然于心的演技完成每一场表演。随着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累积，作为超一线女星的周迅早已有了专属的审美与流露，而且因为市场认可具备极大的价值。倘若《红高粱》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精品电视剧，那么打碎自己塑造一个活灵活现、热腾腾真实的九儿也值得。然而，这不过是一个高价仓促就范的项目，周迅只有自己没有角色的表演，精神分裂症一样的九儿，其实只是这个商业项目草率和粗糙的一斑。

然而，这个项目商业上的成功也恰好印证了业内对受众品位最流行的观点——电视剧收视率观众（样本户观众）接受简单粗暴的审美，密集的冲突和情节就能让他们晕头转向地跟着剧情悲欢喜怒，逻辑并不重要。电视剧不需要精细，因为那无异于“对牛弹琴”。（梅子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