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07版:记者节——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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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酸涩: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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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记者的酸涩: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2014年9月23日,在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上,丁进阳(右)与我市运动员李宝时(中)合影。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看台上,三番五次被人撵

记者 丁进阳

做记者本就不是轻松的职业。记者节里谈辛苦,虽然有点矫情,却是实际情况。特别是碰上出差采访会更辛苦,可能还会受点委屈,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个美差,吃喝拉撒照顾得面面俱到。那我就讲讲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省运会采访经历吧。

每天挤公交赴赛场

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于9月19日至29日在焦作举行。我和大部分记者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奔赴盛运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省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在焦作新城区的体育中心举行,记者的驻地在老城区,距离比赛地点有十多公里。大赛组委会没有提供前往比赛场地的大巴车,有条件的记者带车去,而我每天就得挤公交。唯一给我安慰的是带着记者证坐公交免费。

从居住的宾馆步行近一公里到公交站牌,坐上拥挤的公交车还要走半个多小时,遇到堵车更是急人。有时候时间紧迫,只能打出租车了。那时候就有点怀念我的小电车了。市体育局小尤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干活还得让自己掏腰包。我笑了笑说:“出门在外,就别计较太多了。”

焦作新城区体育中心规模挺大,各场馆间有一段距离。我是文字记者,各个场馆转着看比赛还算轻松,可是苦了摄影记者,背着沉甸甸的摄影包累得满头大汗。

看台上,三番五次被人撵

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从没感觉到这种优越感。在采访省运会游泳比赛时,我深受委屈,在看台上多次遭到工作人员的驱赶。

省运会游泳比赛场馆里面分一般看台区和贵宾看台区。一般看台区看比赛倒是没问题,但进入比赛场地采访比较困难,而贵宾看台区可以直通比赛场地。起初,我并不了解情况,前去采访看到有媒体入口,但门一直紧闭,根本没有开放,我就试着从运动员入口和裁判入口进,结果遭到了拒绝,只得从观众入口进入。当看到我市选手夺冠时,我急忙去比赛场地采访,但一直找不到进入比赛场地的合适通道。此时,我发现贵宾看台区有不少空位置,而且可以直接进入比赛场地。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通往这个区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避开门口的保安及志愿者。我若无其事地来到贵宾区坐下,其实心里挺忐忑。第一次坐到贵宾区,顺利到达比赛场地采访到了我市的夺冠选手。第二天我如法炮制,结果被工作人员告知我没有资格坐那里。“这座位闲着也是闲着,为什么不让坐?”我和他们理论,但也无济于事,只得离去。

之后,我多次尝试到贵宾席就坐,但总是迅速被工作人员盯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记者证带子是绿色的,贵宾都是红色的,一目了然。好在,我知道了那个秘密通道,看到有我市选手夺冠,我就会匆匆赶过去。

“嗨!在焦作待了十来天,美吧?去云台山没?风景不错吧?”“当记者就是好,能到处转转。”回来后,朋友见我总是这么问,我只是笑笑,“恩,是不错,挺美!”

记者有时就像侦察兵

记者 胡耀华

在常人眼里,做记者是个风光体面的活儿。但依我看来,记者有时就像侦察兵。为把鲜活的东西和事件真相及时准确地呈献给读者,有时不得不乔装打扮或冒险行动。

乔装打扮,多数是对一些负面事件的采访,为了能顺利完成此类采访任务,不得不以“另类”的身份进行采访。这“另类”的身份其实很简单,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记得2006年11月的一天,鲁山县某镇发生森林大火,该县随即组织人员前往扑救。为了尽快赶到现场,发回报道,我乘坐鲁山县公安局的车辆于11月13日下午4时许赶到距离火灾现场10余公里的山下。没有想到的是,当有关人员得知我的记者身份后,不让我进山,并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此时,扑火人员利用山中便道,已经有组织地坐上了通往山上的车辆。我见此只好以返程为由,趁相关人员不备,悄悄进山。但上山的路太远了,直到天黑,我也没赶到火灾现场,只能远远看到山上突起的火焰。没办法,我只好原路返回。然而走着走着,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我借着手机亮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下摸去。直到晚上9时许,才艰难地来到大路上。幸运的是,有一辆政府的救火指挥车恰巧返程,于是假冒灭火人员的身份,趁车回到了镇上。翌日一大早,在一位好心人帮助下,我租了一辆两轮摩托车,装扮成灭火人员的模样,这才顺利地来到了失火地点,见证了大火过后树木被毁的沧桑。2006年11月15日,平顶山晚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如果说上面的山林着火令人难忘,那么下面的经历更让人刻骨铭心。2007年8月2日,一名19岁的女游客在鲁山县某景区玩耍时突遭暴雨袭击,与家人失联。当地民警和景区工作人员先后派人前往寻找,但始终杳无音讯。8月4日上午,我得知此事后迅速赶到该景区采访,但遭遇门卫阻拦,以当天景区有事不接待任何游客为由拒绝我进山。我亮明身份要求采访,结果对方一听是记者,立即一个电话叫出几名男子守在门前。见此,我决定顺河道绕开山门进山。之后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我脱下外衣,包好相机,然后挽起裤腿,赤着上身顺河道而上。由于刚下过雨,河水特别深,同时为了不让人发现,有时甚至还得爬山而行。山很陡峭,在一个地方因脚下打滑,我差点掉入3米多高的山崖下。就这样,爬山涉水,用了近两个小时,我终于来到游客出事的地方。此时,失联游客的尸体刚被找到。在救援人员和民警的介绍下,我成功地完成了采访任务。

在恐吓与威胁中 采写新闻

记者 王辉

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到了,屈指算来,我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已有15个年头,采访中遇到酸甜苦辣咸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其中一次采访,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跟踪阻挠我采访不说,还抢夺我的物品,甚至向我挥拳。

那是2012年夏,市郊一处建筑工地发生塔吊吊臂坠落事故,我接到报料后迅速赶到事发地点。当时,建筑工地的大门紧闭,周边环境无任何异常迹象。采访经验告诉我,想叩开工地大门入内完成采访恐怕比较困难。于是,我决定先外后内,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完成采访。

外围采访被跟踪

我先向这家工地外围居住的居民了解情况,受访居民纷纷向我描述事故发生前后的所见所闻,外围采访顺利完成。就在我站在工地墙外,观察一段倒塌的工地围墙时,无意间发现一名中年男子(下称“中年人”)一直尾随在我身后。

当我踩着倒塌的围墙想进入工地时,“中年人”厉声问:“干啥哩?”我随口应答:“看稀罕事儿哩。”

“这是工地,走吧!这儿没有啥稀罕事儿。”“中年人”说。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只好暂时远离工地,来到工地大门口一家水果摊旁,从挎包中掏出笔记本悄悄记下一些采访内容。这时,“中年人”依然尾随我来到水果摊旁继续监视我。

为了避开对方,我转身来到附近一家卖面条的摊位前,向女摊主了解工地发生事故前后的一些见闻,这时又有一位青年男子靠近我问:“你是干啥的,在这儿转来转去?”我漫不经心地搪塞对方:“没事儿,在这儿转着玩呢。”青年男子听后,冲着卖面条的女摊主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说罢扬长而去。

深入采访遭威胁

从外围详细了解事故的情况后,我来到工地大门口向看门的师傅表明身份欲入内采访,看门师傅称,工地领导不在。我要求进入采访事故发生期间的亲历人员,同样遭到拒绝。为了完成采访任务,我向看门师傅求情,请求对方放行,让我入内进一步了解事故现场的情况。

这时,十几名壮汉一拥而上围到我面前,为首的大个子男子满脸怒色地质问我:“你想干啥哩?”

我表明记者身份并说明来意。“大个子”一听不耐烦地说:“有啥可采访的,工地在正常施工,啥事儿也没有,赶紧走吧,再不走不客气了。”

无奈,我只好回转。临走时,我掏出手机试图拍下工地的门头招牌。谁知,刚一掏出手机,“中年人”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一手抢夺我的挎包,一手争夺我的手机,同时气势汹汹地威胁道 :“你敢拍,收拾你,把你的手机砸了!”

我连忙收起手机说:“不拍了,不拍了。”当即转身离开,“中年人”在身后再次威胁:“小心点儿,我知道你家住哪儿!”

此次采访,虽然没有危及到我的人身安全,却严重干扰了心绪,直到写稿时依然心绪难平,最后在一位同事的鼓励下顺利完成稿件。次日,平顶山晚报以《塔吊吊臂高空坠落》为题刊发了上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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