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

读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感慨良多。

“五四”后的中国，笼罩在一连串的战争阴影里。几十年烽火，国难当头，老一辈知识分子，咬紧牙关坚守文化阵地，面对敌机的不停轰炸，在西南联合大学中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似精卫填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奇迹。

几十年后，这些从敌后逃难，穿草鞋走中国，住茅草棚的穷学子中，先后出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学术界泰斗，世界级学者。1957年，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两弹元勋”邓稼先，走进大漠戈壁隐姓埋名31年，为共和国的核工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大的蘑菇云见证了他的丰功伟绩；生物化学学生邹承鲁院士成功研制的胰岛素上世纪60年代曾轰动世界……

惊讶于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环境恶劣，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条件下，老一辈学者们竟能成为幸福的读书人。据何先生回忆，汪曾祺在联大读书时头发很长，破衣烂衫，趿拉着布鞋一副落魄相，样子秃废却不失风趣幽默，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丰富。何先生与世界级学者王浩讨论“幸福”问题，结论是幸福最重要的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战乱、混乱、错乱之下，老一辈学者们却活得释然，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们牢记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做亡奴。

《上学记》是何先生风雨人生的记录，更是我们今日反省的对照。联大学术空气自由、宽松，老师与学生之间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学生大都背井离乡，寒暑假也不回家。他们除了学习，就是坐在草地上聊天讨论问题。如今，不断扩招的大学，一座座宏伟的宿舍楼拔地而起，相比之下，学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他们却不快乐，郁郁寡欢。大批成绩优秀的学子力争奖学金走出国门，家长们则削尖脑袋，不惜花重金将子女送往国外，导致人才大批流失。问题出在哪里？

“江山代有才人出”，何先生说人才永远都有，问题是得给他们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社会如果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没有幸福而言的。

眼下，一些年轻人对幸福的理解很庸俗，论文都花钱请人代写。每天习惯于发牢骚，抱怨学校不好工作不满意，抱怨居高不下的房价，抱怨钱不够花，甚至抱怨饭菜不合口味，却很少有人抱怨自己的能力和学术水平。事事汲汲于功利，张口利益闭口金钱，真正花在做学问上的精力少得可怜，整天除了忙“包裹”、排斥挤压之外，似乎感受不到人生还有其他乐趣。

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闻听不胜唏嘘！

晚年的何兆武先生，仍处世低调淡泊名利。面对清华、北大分给的新房，只是笑笑“年纪大了，嫌麻烦”拒绝了；八十岁生日那天，他婉言推辞了清华给他办的祝寿宴，锁上家门躲进图书馆读了一天书。

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就冲没了。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何先生等老一辈的学者们，他们就像柔软平和的水，静静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