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9时，日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实施爆破并嫁祸给东北军，接着对北大营展开攻击。

北大营驻军仓促应战，指挥混乱，又受不抵抗命令之限制，部队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被迫突围，仅独立第七旅就“死亡官长5员，士兵夫144名，负伤官长14名，士兵夫172名，统计共伤亡官兵夫335名，士兵失踪不明者483名”，日军仅死亡2人，伤23人。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在一周之内辽吉大部沦陷，四个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日军最初仅出动一个不满编的第2师团、铁路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共约1万兵力，以小得出奇的代价就占据了全东北。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至为惨痛的一幕。

回首这段往事，人们更多地将问题焦点集中在谁下的“不抵抗命令”。为何东北军这个偌大团体里鲜有部队能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成建制组织抵抗？或许我们更应探讨当时东北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关外各部大军短时间内土崩瓦解，把大好山河拱手付与他人。

■东北军主力大部已入关

但凡一个集团的土崩瓦解，多半与战线过长有关，东北军亦不例外，而九一八的悲剧恰恰与另一个九一八大有关系。

1930年9月，持续数月之久的中原大战向有利蒋军方面发展，冯玉祥、阎锡山联军接连失利。

张学良见战局渐趋明朗，又受蒋介石高官厚禄与华北地盘的诱惑，不顾元老重臣反对，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巧电”，同时命令东北军以六个步兵旅、三个骑兵旅共7万人编成东北边防军两个军准备入关，这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作战。

东北军入关使蒋介石彻底赢得中原大战胜利，也让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但是收获华北地盘的同时，也令张学良无暇顾及东北这个基本盘。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兵力多达11.5万人。

而关外之东北军，多为守备性质之弱旅，战斗力不强。

■内部矛盾至东北军上下离心

九一八爆发之时，张学良尚忙于欣赏京剧，而东北三省军政大员面对战云密布的情况，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

在沈阳的东北边防代司令、参谋长荣臻9月17日正为其父做寿，18日尚“兴犹未消，仍忙于家中应酬宾客，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自然无暇顾及军政大事。

而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则在锦州小岭子为父治丧，吉省事务交由熙洽代理，以致铸成大错。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同样身在北平，事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高级长官既然看戏的看戏，做寿的做寿，奔丧的奔丧，文武官员自然上行下效。独立第七旅作为对日一线部队，有不许在外留宿的规定，但是，九一八当夜，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激战一夜，始终未回军中，更谈不上实施有效指挥。而三个团长，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等炮声响起来才临时赶回军中。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在“看堆儿”，全旅几无准备，自然在日军攻击之下仓促溃走。

更可悲的是，在独立第7旅溃败之际，在沈阳城内用电报电话指挥的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还以为“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而日军在进攻长春南岭的战斗过程中，炮兵团首先遭受日军突袭，在仓促之间展开激战，步兵团竟然隔岸观火。

■内部文恬武嬉，毫无防备

东北军从表面上是以张氏父子为核心，实则内部存在不同的派系。张作霖时代，奉军大致有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之分，在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三派矛盾激化，属于陆大派的郭松龄由于功高不赏，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盘最多，陆大派又对士官派长期进行压制，断然起兵反奉。郭松龄虽然反奉失败，但是东北军内部的派系纷争依然没有停息，尤其是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大权之后，又与部分权臣元老发生了激烈纷争。

杨宇霆在东北军这个团体内部极具威信，视张学良为小儿。张学良曾在杀杨之后给其夫人的书信中谈及：“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张学良初承父业，主少国疑，又被杨、常视为无物，自然有杀杨、常立威之心，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断然于大帅府老虎厅枪杀杨宇霆与常荫槐。杨常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局势又是一变，张学良从表面上树立起绝对优势，并不断提拔新锐亲信在东北军担当重要职位。

这种局面在平时尚可维持，一旦发生剧变，张学良通过杀戮建立的威信就荡然无存，对东北军失去有效控制，各部各行其是，率部投敌者屡见不鲜。

而南岭、宽岭子战斗步炮两团不能协同作战，坐以待毙，据日军称也与派系斗争有关，“李旅长原是东北边防副司令张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张学良的亲信，步兵团长又是李桂森的直属部下，而炮兵团长穆纯昌则是张作相的嫡系，因此两人始终不能积极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东北军政自然处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讲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