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黎

董新铎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逾20载，初期从散文、短篇小说到报告文学收获了一些可圈可点的零散作品。从2017年开始，堪称董新铎的发力期，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推土机”效应。长篇小说《误入夜郎国》成功在红袖添香小说网连载后，他用4年时间写出了《临沣寨》《半扎寨》《风穴寺》《昆阳关》四部反映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这四部长篇小说内容各具千秋，扎实饱满。作者用火热的激情和冷静的理性之犁切进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壤，展示了当时色彩斑斓的社会现象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以对历史地域文化的多维描述，对当时的社会做了艺术性的表达，充分显示了长篇小说的历史文化力量。

董新铎工作生活在平顶山，平顶山的地形构造和丰富的山水资源，孕育了平顶山地域人文结构的多样性，这种人文多样性存在于不同村落、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时代。但是，从全国的视野看，平顶山地区的传统性、方言性、民间性的地域文化，又令其有着独特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隐身于过去的或者现代的、真实的或者传说的人物和事件之中，成为中原地域文化的另外一个地标性事件。这种地域文化事件是隐性或者半隐性的，是体征显示却又碎片化的。这种地域文化事件隐身于大山、村庄、庙宇、市井以及古宅旧书之中，像山里的野葛根一样粗放地生存，普通的茎蔓和枝叶并不起眼，深藏在地下的根茎却是粗壮的，极具文化营养价值。受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民间地域文化事件面临着消失或被遗忘，并随着几代人的逝去和传统村镇的消失在日益增多。

身处喧嚣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急匆匆地赶路，愿意驻足伫立，静静凝视那斑驳陆离的历史古迹、如烟如梦的旧人旧事已不多见。而愿意沉下心来，细细去考究、判断和梳理那早已湮灭在历史尘烟中的脉络、线索和细节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几人愿意让岁月的沧桑来抚平自己的焦灼与躁动，心甘情愿地忍受青灯黄卷的清寂、孤苦与煎熬？

此时，作为有责任的平顶山作家，董新铎利用4年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平顶山地域文化“四部曲”的长篇小说。

作者生活的故乡为他的地域文化“四部曲”提供了庞大的根系滋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物、文化、精神和灵感来源，也为作品打造了显著的原乡地域标示。这种标示成为董新铎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骨架，一直贯穿于作者所有的作品之中。

作者书写的这种原乡地域文化的印痕，和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藏区、莫言的高密一样，文章内容构成了作者及作品的精神和文化的根系。这种文化的根系由许许多多的隐性分支组成，包含了乡愁感情、民族融合、地域建构、方言特性和民俗文化等体系。这种回归原土的文化根系中挖潜性叙述方向和内容，是董新铎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最大思考。

反映地域文化的四部长篇小说，都将这种根系所依附的事件、人物和地理场所一件一件地梳理出来，通过对平顶山传统地域文化的更高层面的思考，用较长的时代经线和饱满的语言，还原了平顶山地区的社会变迁、风土民情、传奇人物和生活场景，从而让更多的人清晰、准确而又鲜活地了解了中原平顶山的人文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除了给人们文学艺术的美感享受外，也让读者增加了对平顶山文化特别是民间通俗文化的认知。

董新铎这种紧贴原乡故地，坚守地域文化特色的写作，显示他对故乡地域文化和民众的大爱，这种大爱不因生活环境的迁徙而改变，也不因物质条件和自身发展的提高而减弱。作者对地理意义上的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因素，持有高度的敏感，这是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的利器，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敏感和思考惯性，对书写对象的深度挖掘和剖析都是必要的、有决定意义的。

在董新铎书写的地域文化“四部曲”四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不但是对原乡地域文化记忆的还原，也是对平顶山历史岁月里地域文化的挖掘，这四部作品会因其独特的原乡韵味和显著的地域而具有更强的可读性、生命力和历史价值，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量。

四部长篇小说雅俗共赏，结构完整，情节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通过长篇小说这个大舞台，娓娓道来，把平顶山历史岁月中的河谷、寺院、桥梁、村庄、乡间小路等地理标志物摆出来，形成地理布局，又把代表人物依次引出场，各自带着自己的故事、台词以及把式，讲述着平顶山的过往，演绎一场又一场属于平顶山特有的民间大戏。

四部长篇小说在细述历史故事内容时，都对平顶山地域文化特点做了描述，对地域文化精神做了宣示，作者描写的每一处景观中都含蕴多藏，韵味悠长，让读者领略到了平顶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董新铎书写的地域文化“四部曲”，在竭力挽留日渐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地域文化的事件记忆，它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也将随着岁月的沉淀会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