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涂俊宏

我是出生在大山里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村里偶尔有点儿存款的人家，便成了大家关注的“万元户”，令人羡慕。因为父母年轻，种地没经验，加上爷爷给我父亲分家时少分了一个人的地，所以每年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剩下的总不够一家人吃。为此，我家常常受到外公的接济，帮助青黄不接时无米下锅的我们渡过难关。看到邻居家的小姐姐把她母亲烙的纯白面油卷馍吃不完扔到我家猪圈时，我的心里既羡慕又憎恨。我多渴望像她一样能常常吃到香喷喷的白面馍，不再吃一半是红薯面一半是白面粉的花卷馍。

我最怕霜降的深秋。地里撒满了晒了几天几夜的红薯干，一遇细雨霏霏，就得赶紧随父母去把它们捡回家。为了和大人们一起快速地抢收红薯干，我的小手被冻得通红、僵硬，还被风割裂出一道道又痛又痒的小口子。

冬天的早晨和傍晚，我总挎着荆篮，拿上竹耙，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去拾干枯的落叶。寒风卷起土路上的小石子无情地砸在我的脸上，推搡着我弱小的身板，不让我前行，连呼吸也是困难的。纵然如此，我还是把一篮又一篮的树叶拾回家，倒在灶屋里，供母亲烧火、做饭。待到盼来“草满池塘水满陂”的时候，一放学我便去给猪、牛割草，大捆大捆、一篮一篮的青草把我的腰压成了90度。

我11岁那年，母亲因肚疼生命危在旦夕。父亲用架子车好不容易把母亲送到乡医院时，医生们却束手无策，要求父亲给母亲马上转院。当时距离县城医院有20多公里之遥的茨芭乡，没有往来的客车，而如果拉架子车步行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危急关头，素不相识的乡镇干部为父亲找来了很少有人能用得起的三轮车，紧急帮忙相送。到医院后，医生们立即对母亲进行抢救，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主治医生长嘘一口气说：“如果晚来一个小时，这命都保不住了。”

母亲是做了手术才交上医疗费的，这在当时是个破例。而几千块的费用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东拼西凑的欠了许多外债。父亲在医院里伺候母亲，为了能挣点儿钱，我和10岁的弟弟在家里学着父亲平时磨豆腐的样子，把泡在水里膨胀得又鼓又大的黄豆捞在石磨上，套上大黑驴，吱吱扭扭地围着磨盘转起了圈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别看我们年龄小，一天下来竟磨出两个又软又嫩又香的大豆腐，左邻右舍无不夸赞。

我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那会儿，父亲恰好把家里的三间土坯房扒了，正在盖一砖到顶的平板房。几千元的学费又成了父亲的负担。父亲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我时常听到他半夜里轻轻的叹气声，看到他靠在床头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那烟团一圈一圈地在他的跟前飘荡。村里有些人讥笑父亲“女孩子家，上学有啥用呀？到将来不还是人家的人！趁早都别上，也不花冤枉钱。”而父亲宁愿贷高利贷，也要为我凑足学费，圆我上学之梦。

我结婚后进城里当了一名教师。走在街上，每当看到那一幢幢楼房时，多么渴望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过不断的奋斗和拼搏，又逢每年工资不断增长，我如愿以偿地买了房，还开上了梦寐以求的小轿车。

如今开车再回故乡，早已不见了那泥墙土屋，不见了乡亲们干农活儿离不开的架子车和耕牛，不见了只许男孩儿上学而女孩儿上学无用的偏见，连俺家会拉磨的黑毛驴也消失了，磨豆腐的红石磨被父亲毫不心疼地卖了50元钱。水泥建筑，别致小院，大米白面，鸡鸭鱼肉，这是农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今天就是真真切切地实现了。

我常听到乡亲们在傍晚的时候坐在一起拉家常：“党的政策真的好，要是以前，别说住高楼大厦了，温饱问题都很难说。允许人们出去打工，允许经商、搞承包，允许种植、养殖，只要自己有本事，不去干犯法的事，你想咋干都中。实在没本事的，过不上来的，国家扶持你，帮助你。老弱病残的人，国家干脆直接养着。”

“想想以前的日子，和现在真的没法儿比。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小康，只想着什么时候家里能存上几千块钱就谢天谢地了。唉，真没想到，我还能坐回飞机。”从西藏儿子家刚回来的根有大伯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