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建功

儿时那些刻在生命里的珍贵记忆，总与大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明白：是因为这些记忆足以温暖我的一生，才夜夜徘徊在我的梦影不肯离去。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岁月，少不更事的我跟着大舅总能吃上脆脆的豌豆角、酸甜的西红柿、粉嘟嘟的桃、黄澄澄的杏，还有带刺的嫩黄瓜、沙瓤的大西瓜，面得让人翻白眼的大笨瓜，甜得腌嗓子的白蹄瓜……若是肚里没了油水，便缠着大舅要鱼吃。大舅是三里五村出了名的捕鱼高手，无论是粘网、撒网、拉网、痞网（一种网眼很小、块头很大，连虾米都难以逃脱的网），样样他都得心应手，次次都会让我捡鱼捡到心花怒放。

最后一次和大舅一起捕鱼是我上高一的寒假。那天一进家门，母亲便火烧火燎地说：“快去看看你大舅，都病一个多月了，终不见好转。”进得大舅家栅栏支蓬的简易大门，一眼便看见骨瘦如柴的大舅正蜷缩在一件军大衣里，围坐在堂屋炭盆边架着胳膊烤火，古铜色的脸与炭火挨得很近很近。伴随着阵阵咳嗽声，火苗忽大忽小地在他孤寂而凝滞的眼神中晃动。

“大舅！”话声未落，我的眼泪便蹦出眼眶。见我进门，大舅的眼神顿时泛出异样的光。“大过年的，哭啥？”说着便一把将我揽进怀里，按坐在身旁的椅子上，不容分说就把我的鞋袜一同褪去,放在炭盆边熥烤，回过头来，强硬地将我一双冰冷的脚塞到他滚烫的胸口……顿时，一双冻得几乎麻木的脚像冰雪融化后的小草，瞬间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没等我回过神儿来，他又拉过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神秘地说：“我就等你来呢，鱼塘里那条十来斤的种鱼单单给你留的，一会儿咱把它捞上来，给你妈带回去。”没等我说话，他就取来炭盆边烤得烧脚的鞋袜，吹掉上面的尘灰，快速为我穿上。当时，我还暗暗发笑，心想，都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难不成我还不会穿鞋？

大舅真的老了，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大舅在自己家的鱼塘竟然也会失手，忙活了半天，也不见他把那条种鱼给捕捞上来。看着他蹒跚的步伐、无助的眼神，我的眼泪又来了。最后，大舅呆坐在鱼塘边焖了一袋烟，毅然决然地把家里的电网架到了鱼塘里，最后，那条传说中的大鱼，终于伙同塘里的小鱼小虾全部翻着白肚浮出水面。

看到塘里漂着白花花的一片，村里老辈人朝大舅吼道：“你这是疯了，连鱼塘都不要了吗？”大舅连眼皮都没抬应了一声：“啥都不要了，明年春上就出远门了！”

五年后的那个深秋，终于见到了从新疆哈密归来看望母亲的大舅，他那愈加清瘦黝黑的脸庞被岁月犁出道道年轮。看到我身边有了女朋友，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金贵的大舅，又神采飞扬地给我们讲起了他在新疆哈密的幸福生活：

“一到新疆，我很快就当上了包工头。那是天天喝羊奶、顿顿吃羊肉。那里的羊肉可真是嫩呀，到嘴里不用嚼自个就会化。还有库尔勒的梨，根本不用咬，只要打开一个小口，嘴对着轻轻一吸，就会像烘熟的柿子一样，剩下一张皮在手里。要是不小心掉在地上，呵呵，根本就用不着再捡了，只能剩下梨核儿在地上滚动了。哈密瓜、葡萄干都不用说了吧，那是真的多呀，一望无际、铺天盖地，多得没人管，甜得腌嗓子……”听得我们眼睛瞪得溜圆，嘴巴老半天都没合上。

后来听母亲说，大舅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又不适应新疆的气候，在那里干了两年，一半时间都在看病吃药，最后不但没有挣到什么钱，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是同事们给凑的。然而，在我们老家是有规矩的，孩子带女朋友回家，长辈们都要封见面礼的。而身无分文的大舅又觉得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执意要带着我们到白龟山水库游玩一次算作补偿。

在白龟山水库岸边，我突然关心起了大舅的最爱。“大舅，在那里你还喝酒吗？”

“喝，当然喝了，只不过他们那里都是奶酒、果酒，度数低，不过瘾，即使喝上一整天都不会醉，当饭吃都没事。”

“大舅，等我们有本事了，一定给您买中国最好喝的酒，对，就是你常提起的茅台酒，也要让您像在哈密喝羊奶一样天天喝，喝个够。”我望着大舅坚定地说。

听到这话，大舅浑浊的眼睛里立即潮湿起来，然后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好呀！我等着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舅流泪。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大舅赶紧问我们喜欢玩什么，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划船。”

“好，你们划，我在岸边看着你们划，我就喜欢看别人划船。”大舅兴致勃勃地说。

从日到中天到夕阳西下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根本就没在意大舅在岸边干什么，只记得我们上岸时看到的那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只见大舅斜卧在一块冰冷的石头上，脸朝着我们划船的方向早已经睡着，花白的头发形同枯草一般在秋风中飘呀飘，眼角还依稀挂着点点泪花。这就是大舅留给我的最后一面。

三个月后，茕茕孑立的大舅在家中突发脑梗不幸去世，享年52岁。大舅的突然离去，给我一生留下无尽的内疚与遗憾，那种锥心刻骨的痛，痛到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