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世超

7月初，永城老家一个堂叔打来电话说，家里老屋的墙头快塌了，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村里已经派人把墙头推倒了。我们弟兄几个闻听此讯，在感谢村里的同时，不免有些不舍和惋惜。

我老家的一个院子，有7间堂屋两间东屋。20多年前，父母亲从老家移居到了平顶山，草屋没人住就坏得快，屋顶开始漏雨，接着没了屋顶，再接着墙头只剩下一两米高。可这20多年来，每隔二三年我们弟兄几个就要回老家看看，摸摸墙头，扶扶院子里的小树，闻闻老家的气息，“回家看墙”已成为我们纾解乡愁的标配。

在别人眼里，那只是一截截残垣断壁、一堆堆乱石泥土，可在我们弟兄眼里，那墙有血有肉有灵魂，浸透着一家人的血汗，镌刻着一家人的红色印记、生活印记、邻里印记和我们的成长印记。

听父亲生前讲，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他参加了革命，担任乡财粮委员，积极组织民工战后支前，筹措军粮，当时他就把自己家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当作军粮库，一麻袋一麻袋的小米高粱沿着东屋的北山墙垒到房梁，自己家再缺粮也不动用一粒。1954年，村里要办扫盲夜校，家里又腾出两间堂屋，在墙上挂上小黑板，点上汽油灯，十几个农民学起了文化，“一二三，打井班，四五六，兑砖头，七八九，齐动手”，朗朗的读书声越过院墙，飘向田野。1961年，生产队没有种子粮仓库，队长找到父母亲说想把种子粮仓库放到我们家，父母亲爽快地答应，一连两三年，种子粮都放到我们家，小麦、高粱、谷子、大豆，都用大囤装满，沿墙排放，用高粱秸织成箔和住室隔开，一家人小心谨慎，免费保管，保证颗粒在仓。

1963年，父母亲决定在院子的东边盖3间新房。从开工到建成的几个月，父亲购买石头、木料、门窗等一应材料。石头要从10公里远的芒山去拉，木料要到集市上去买，过门石要到亲戚家去要。母亲辛苦更甚。夯地基、挑墙、上梁、缮麦草时邻居们都来帮忙，工钱分文不要，但要管饭。那时管饭谈何容易，就说蒸馒头吧，先要簸麦、淘麦、晒麦，然后推磨磨面，母亲是小脚，推起磨来格外沉重。推一歇，要把粉碎的麦粒过箩。如果有人帮忙还好，要是母亲一人推，30斤小麦要磨半天。还要发面蒸馍，炒菜烧汤，一天下来累得手抬不起来，脚迈不开步。盖房子的好几个月里，管饭至少20多天。房子盖好了，母亲也累倒了。1968年，父母亲要翻盖院子西边的两间堂屋。当时，我和大哥所在的永城高中还没有复课，我们有时间帮家里干活，就承担了挑墙拉土的活。土要用架子车从600米远的村外拉来。装土时两个人都装，拉车时一个驾辕，一个拉梢，一般是大哥驾辕我拉梢。800多斤重的土，遇到上坡，弓腰屈腿，步步艰难。挑墙要分层，一层约半米多高。拉够一层的土，就请人来和泥挑墙。挑墙是个技术活，我们干不了，就挑水浇水。一层墙挑好，要等干透了，再挑上一层，就这样一层层挑上去，一直挑到屋山墙才算好。两间新屋的土，全是我们一锹锹、一车车拉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为家里干这样的重活大活。两次盖了5间新房后，小院面貌一新。当院一枣树，门旁有榆树，西墙鸡冠花，南墙小刀红。

忘不了这个小院的欢声笑语，忘不了一家人的岁月静好。花木繁茂，明月半墙，鸡犬相闻，树影斑驳。忘不了东堂屋里，父母亲的床靠东墙，我睡在靠北墙。奶奶住在中间堂屋，一到冬天就靠西墙打地铺。大哥住在最西边堂屋，床靠北墙。院子里进门靠院墙是鸡窝，南院墙下面养猪羊。东堂屋中堂挂的是毛主席像，两边是父亲和我们弟兄几个的奖状。1965年，我15岁，村里有个疯子跑到家里又砸又打，弄得鸡犬不宁。最后竟跳到当门的桌子上，把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撕掉，我怒火中烧，抡起一个榆木棍一下子把他从桌子上打下来。我在西山墙上还掏过鸟窝，还和小伙伴玩过叫“喝嗦”的游戏，手摸着墙，大喝一声“嗦……”憋住气，谁跑得远算谁赢。

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大概1962年，家里的东堂屋还没盖，院墙低矮，家里喂的几只鸡飞过院墙，跑到邻居家房子上撒野，把人家房子上的麦草刨了几个坑，邻居脾气火爆，抡起一根扁担把鸡打死了一只。他不能确定鸡是我们家的，就掂着死鸡来到我们家，问是不是我们家的，母亲一看就明白了咋回事，母亲没有责备邻居，就说：“算啦，算啦，打死了鸡，咱一块吃肉！”中午，母亲把鸡炖好，挑了两只鸡腿送到了邻居家。邻居对母亲说：“打死了你家的鸡，你还给我送鸡腿，你叫我咋说！”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逢人就说母亲为人好。

20多年来，我们兄弟几个每次回家看乡亲，必有一个保留项目，就是看墙。下徐州，过商丘，到永城必拐到聂四楼。有时兄弟几个一起，有时单个。看到了墙，就想起了过去，幸福感便猛升。有一次，三弟外出路过永城，当时天已黑，第二天一早还要出发，无奈只好驱车20多公里，打着手电筒把南墙、北墙、东墙、西墙加院墙看一遍，才安心回去睡觉。这些墙头成了我们安放乡愁的地方，我们敬仰它，膜拜它。

墙，真的推倒了吗？一个月来，莫名的心酸，惆怅，挥之不去。墙都没有了，乡愁将安放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