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禾青

大约在20岁之前吧，我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端午节由纪念屈原而来：划龙舟是因为要驱赶鱼鳖虾蟹，不让它们吃投江的屈子；吃粽子也是源于怕鱼鳖虾蟹们吃屈子，不得不往江中投粽喂食之。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据专家考证，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活动演变而来。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端午节最早起源于战国之前的吴越民族——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之前，吴越一些水乡就有划龙舟活动了。而粽子，更是春秋之前便已出现。

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将端午与屈原联系起来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文学家、史学家吴均，他的神话志怪小说《续齐谐记》有此记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而此时，已是屈原逝世750年后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端午与屈原，却从此渐渐地扯上了关系。

再往后，隋，唐，宋，元，明，清……一朝朝、一代代如过眼烟云，在历史的天空中飘忽而过。可时光之风纵然“横扫千军如卷席”，却不仅没能把端午与屈原“扫”开，反而使二者拥抱得更紧了。直到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国人，“宁可信其有”地觉着，端午节就是因屈原而来，那种种神奇的传说，亦并非空穴来风。

何以如此？似乎毫无来由。如果硬要找点儿说辞的话，我觉得只能说，端午与屈原有缘。

有缘其一：当端午遇到屈原，端午节便多了些人情味儿。最初的端午节充满“神性”，离“人”很远。划龙舟是为了祭祀龙，包粽子是为了祭祀神灵和祖先。国人过端午也是过得只有敬畏，无问西东。人们当然需要这种敬畏，但是绝不会满足于这种敬畏。与此同时，芸芸众生还需要可敬又可爱、可亲又可近、可望又可及的形象出现。而能够充当这种角色的，只有和他们一样活灵活现的“人”。正是在这种越来越热切的期盼中，高大上的屈原出现了。于是，就有了端午与“神”的渐渐疏离，与“人”的渐渐融合。

有缘其二：当端午遇到屈原，屈原便多了些神气息。屈原当然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但他又绝不是凡人，不仅一身正气，而且满怀才情；不仅求索不已，而且视死如归；不仅可将牢骚（《离骚》）发成千古绝唱，而且能把老天问得（《天问》）张口结舌。如此近乎完人的形象，在先人们眼里，自然就有了许多“神”韵。而国人又向来有根深蒂固的“神情结”，不光见神就拜，还特喜欢把自己崇拜的人当神敬，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兴起“造神运动”。遇到屈原这样的大腕儿，岂能放过？于是，就有了关于端午与屈原的美丽传说，就有了一个越传越神的“人神”屈子。

或问：浩瀚中华史册，杰出人物辈出，端午何以独独结缘于屈原？

愚以为，此乃内外两因素使然。

外因在于，屈子乃投江而死，而端午节此前的最显著“标识”，恰恰是划龙舟。如此，便千里姻缘一“水”牵，成就了二者的人节机缘。

内因则在于，屈原是爱国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而爱国又是民族团结、人心凝聚的最大公约数。“穿行”其间的端午，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了。换一种说法，也可以是：屈原是一粒爱国种子，需要落地生根，而端午，恰恰是一块沃土。当端午遇到屈原，爱国主义的种子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了。

就教大方之家：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