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峰

老屋没了。

老屋久无人住，一天天破败。数日前，县上干部入户扶贫见其将倾，建议村里联系我们拆了。拆了就拆了吧，只是我不在场。

老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土墙蓝瓦，堂屋三间，后来东边又接了一间。盖老屋的时候，我刚记事。记得爷爷带着父亲，拉着架子车到北山打石头，请村里的工匠和乡亲们帮忙，用方石扎了一尺多的墙基，用黏土混着麦秸夯了土墙，檩条、椽子都是比较细的，还有从别处拆下来的。上梁的头天晚上，父亲在还没房顶的屋里忙活，在一杆胳膊粗细的长木头上用毛笔写了又刮、刮了又写。后半夜的时候，终于写好了一竖排散着墨香的字，大意是某年某月爷爷率他还有我和弟弟建起了这座房子。我熬得快睁不开眼了，但看到自己名字的刹那有种模糊的神圣。

随着老屋搭起来的还有一间矮矮的灶房，在院子的西侧偏北。灶房就简易多了，不用和泥砌墙，直接用土坯竖着垒起来，糊上泥巴，再用几根木棍搭个顶，盖上点油毡之类的，就完工了，用没用匠人我都不记得了。灶房成了我的“噩梦”。整个童年，我都在帮母亲烧火做饭的烟熏火燎中度过。玉米秆最烦人，又长又不耐烧，做一顿饭要抱几捆进来，还到处飘灰，头发、眉毛、鼻子上都是。烟柴秆就好多了，空心，火旺，烟还少，只是不够烧半年的。玉米芯就更好了，但要留到冬天在堂屋烧着取暖。小小的灶房，没多久就烤得外生内熟了。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刚熄灭的火堆里，丢一个小红薯或是一把玉米粒，等半晌饿的时候扒拉出来吃。

母亲在院里种了三棵白椿树和三棵香椿树，念叨着白椿树长大了可以翻建老屋用，说是用椿木条搭房檐最好了，虫不蛀还吉利。搭不搭房檐我不关心，我最爱的是春天的时候，香椿芽可以腌着吃，香椿棒可以煮着吃；夏天的时候，捣了香椿叶的蒜汁，让捞面条多了点滋味。许多年过去了，烦透了玉米、花生、红薯的我，却还惦记着香椿发芽的时候。

老屋伴着我一天天长大。上小学了，很得意地把每学期得的奖状贴在堂屋的土墙上，一张一张地贴，盼望着有一天能贴满两面墙。父母也很配合，总是把奖状贴在最显眼的位置，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上初中了，我给母亲说，把奖状揭了吧，都破了。母亲说，留着吧。就这样留到我也为人父了，留到我也给儿子贴奖状了。

最是留恋坐在堂屋，躺在母亲膝盖上，缠着母亲讲瞎儿话的时候。母亲没读过书，但也能讲不少乡间传说，诸如猴屁股为啥是红的、麦穗为啥只有一拃长等等。但翻来覆去就这么点儿，眼馋邻居女孩的爷爷读过书、会讲故事，逮住机会蹭着听了几次。还好后来有了定时的有线广播，每家发个小喇叭，接在屋檐下的广播线上，再接根铁丝到地上，听不清的时候在接地线附近洒点水，仰着头一直听到喇叭没音。再后来有了收音机，每天放学后，听评书、京韵大鼓、河南坠子成了最关紧的事，为了多调几个频道，自己摸索着没少捣鼓里边的小零件。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惊喜地看到堂屋方桌上有个电视机。虽然是二手黑白的，却也让堂屋每晚都挤满了乡里乡亲。

爷爷是那么能干。他捡来别人不要的砖头，在院子里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样下雨的时候大家穿的千层底的布鞋就不会湿透了。他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架子车上总捎满土、砖头、树枝之类的，慢慢地，院子东边的寨沟填起来了，院墙也拉起来了。他找来工匠，在院子西南角打了压水井，不用跑外边挑水了，夏天我还能把脚伸进刚压出来的凉凉的井水中看书写字。他竟然还会做蓑衣，用绳子把茅草系起来披在身上挡雨。后来，他用化肥袋子给我做雨衣，我就穿着他做的雨衣站在雨里看同伴们在桐树叶子下躲雨，结果我总比他们淋得还透。

后来，院子里又建起了两间东屋、两间西屋。与堂屋不同的是，东、西屋从底到顶清一色的是青砖。东屋的梁、檩、椽子都是新的，比堂屋还粗。东屋做了厨房，垒了灶台，我终于不用烧玉米秆了，但又学会了轧煤、封火。西屋是平房，可以晒粮食，还单独给我了一间。在那间屋里，我写完了初中、高中的作业，等来了大学的通知书。

读大学的时候，爷爷和父母又操持着，在院子的正前方盖起了新房，堂屋5间，东西屋各3间，连着门楼、院墙一齐建好了。假期，我就和父母、弟弟、妹妹住在新院了，爷爷在老屋又住了一段时间才搬过去。我结婚是在新院，我和妻子在新房住了几个晚上，有孩子以后就很少在老家住了，回家像走亲戚一样吃了饭就走。

老屋最后的排场是爷爷去世的时候。爷爷操劳了一辈子，八十多岁未受过病痛折磨，走的时候也很安详。村里人都说母亲伺候得好，每天早上雷打不动两个荷包蛋，每顿饭都是吃的第一碗。爷爷后来有点糊涂，但提起母亲和我总是笑。爷爷不在那晚，我接了电话赶紧往家赶，可还是晚了。爷爷躺在他领着盖起来的老房子里，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坐在堂屋地上，看看房顶，看看四周的土墙，看看老式的圈椅、方桌、条几，还有几张字迹模糊的奖状，陪着爷爷过了最后两个夜晚。

后来，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看老屋更少了。还好，有一次心血来潮，用手机拍了几张老屋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