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青春》当小说编辑。编辑们当时分管不同片区，虽有“分区司令”戏称，却每天埋首堆积如山的稿件，并无他顾余暇。一日主编决定“走出去”，我便有幸成为第一个亲临自己“辖区”的“司令”。其实我初出茅庐，两眼一抹黑，仗着有位副主编领航，我也就忐忑且兴奋地上了路。

我负责的是西南地区，从广西到贵州再到四川，最后抵达了最为神往的云南。

没想到云南文学氛围最浓，负责接待的兄弟刊物最热情，作者群最成气候。一时间相关活动接踵而至，有官方的，有大学社团的，也有民间自发的，多为座谈互动。副主编的侧重点在让对方了解《青春》，我的侧重点是约稿。

大约过了两年，有天有个电话打到编辑部找我，对方用西南口音的普通话报了自己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我马上说，记得记得，那次你和昆明的几位诗歌作者自费请我们喝茶来着。他用几乎要涕零的声音说，总算找着自己人了！

原来他去北京会诗友，返程羁留南京，不幸丢了钱包。他向几位诗界同仁及编辑求助，皆因虽有诗作交往却素未谋面，对方都谨慎地表现出了推托。

我马上设想起自己的走投无路，即刻找到他，带他吃饭，为他买妥往昆明的火车票，送他上车前，又给他50元以备不测（当时我的工资大约70多元）。

他回到昆明来信报平安，又悉数寄回了借去的钱，大家也就相忘江湖。

又过了一两年，江苏举办一个大型文学活动，北京来了不少客人。其中一位儒雅青年特地来我家，自称是昆明那位诗人的朋友，然后我才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骆一禾话少，寒暄几句即告辞，走时却向我约小说稿，且不容推辞。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为够得上在《十月》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但因他的这番厚意，之后也还是试着给了他一篇。

结果这篇《忍冬》发表后受到不少好评，获得当年的金陵文学奖后，又荣获了《十月》荣誉奖。之后京城各大刊物都有编辑向我约稿，所发小说或转载、获奖，或改编电影，或翻译成英文推荐至海外。这一切的林林总总，导致我较早地加入了中国作协，而获得一级作家职称，也已经近20年。

骆一禾与我保持了多年友谊，1989年盛夏，他因脑溢血英年早逝，留给我诸多信札和诗作手迹。之后他年轻的妻子代替他来南京看我，继续称我“晴姐”；他后继的年轻编辑继续与我往来，为我约稿编稿。我没有想到，我无意中种下的一个“因”，得来了延绵如此的“果”。

常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的这个“余香”，愧受太多。